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广东文学界进行。

　　广东文学院将于今年年底前改革，要点是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津贴，改“养人”为“养选题”，并且不再设院外作家。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传统专业作家体制，率先在广东“寿终正寝”。（11月27日《扬子晚报》）

　　从历史背景及现状来看，现存的中国文学体制已经不能跟上新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教育体制都在改革，唯独文化界的行政管理体制缺少实质性的变化，与当前的改革不相适应，按理应当处于改革思想前沿的文学界变成了“最后一个堡垒”，确实有些让人遗憾。

　　好在，广东文学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作家的劳动是个体的精神劳动，应当少受甚至不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干预和领导，所谓专业作家，应当由民众和市场来选择，而不是由作协或者文学院通过“指定签约”的方式来划定，因为划定的必然是一个小圈子，“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津贴”只保证极少数在“圈子”内的专业作家的权益，无法代表“圈子”外和民间的基层作家的权益，这种针对面狭窄的管理方式，有可能造成现行的文学不是良性运作的竞技场，而变成一场利益博弈场。所以，改革是必然的。

　　然而，对于专业作家、签约作家的改革，意义还不仅在于此。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由上层建筑层面向经济基础层面的转移，作为上层建筑部门之一的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空间里所居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应，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实践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虽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仍需为自己的写作活动担负必要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已经与在其他行业领域谋生的社会成员所担负的职业道德责任没有质的差别。

　　现在的各种流派作家，尽管作品被世人褒贬不一，但他们都保持了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思想个体而存在、而写作，社会不再要求以大一统的、赋予过多意识形态意识的硬性标准去“圈定”这些作家。他们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日益深入、话语权日益发散的时代，全球化的认知逻辑被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移植到了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内，同时又通过他们的笔影响着其他中国人。通过某个机构和组织，来控制这些作家的写作路径、范围和思维方式，从而间接“引导”受众思维，这种传统模式已经没有了支撑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有了比以往更加独立的人格，它的精神能量能够发挥多少，完全取决于社会认同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思想争鸣、凭借自身的思想价值而受到大面积的社会关注。

　　把作家的本质还给作家，把思想的权利由市场的认可（其实就是民众的认可）来赋予，这就是文学改革的精髓所在。由此说来，广东文学院虽然只是换了一种“养法”——从“养人”到“养选题”，但每次迈出一小步，最终就会形成跨越的一大步。

　　（作者 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