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这个小小的县级市下辖的13个乡镇，无一例外都拥有自己的工业园区。义乌2002年初城市建设用地的计划指标为1000亩，但到年末，实际用地量达2万多亩，超标20多倍，为超标作出巨大"贡献"的就是开发区。乡镇政府以开发区的名义圈一块地，在"招商引资"的名义下获得土地出让金，然后进行滚动开发，数以亿计的利润滚滚而来。报道最后说，这一现象已经惊动了中央。（12月3日《财经》报道） 岂止是“义乌圈地现象”惊动了中央，这些日子，关于各地乱圈地、乱“开发”的新闻数不胜数，与此相映照的是，中央整顿清理土地的“新政”措施也是一项接着一项。“圈地”现象带给中央政府的，不是累累土地财富，而是巨大的土地黑洞，带给失地农民的，则是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收入来源完全丧失，除了自身劳动力和微薄的补偿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剩下。 如果这种“圈地”现象继续扩展下去而得不到有效遏止，那么最终会是“以泡沫开始、以眼泪结束”，因为按照中国农民人均0.09公顷（1亩3分）的拥有量，一亩土地被圈占，就意味着一个农民乃至他背后的整个家庭生存来源被断绝。中国的人均土地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人均耕地0.24公顷(即3.6亩)的水平， 土地的紧缺，已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隐忧，如此脆弱的土地资源体系，还要遭受如此猛烈的“圈地”侵袭，可以说，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背后一个个农民本以残缺的饭碗，“圈地”现象与中国9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客气地说，某些“圈地”现象，简直就是在压榨农民的生存空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 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莫尔在《乌托邦》中说：“羊本来是温驯的动物，但在英国这个奇异的国度里，羊能吃人。”在英国圈地运动之前，英国的土地是农民的共有资源，每个人都有使用草地放牧的权利， 直到16～18世纪，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把原来属于农民共有的土地占为己有，变成了自家的后院，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 “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 “ “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 ” “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 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 以史为鉴，是为了让我们少犯错误，尤其是在关乎如此一个庞大而又脆弱的社会群体的重大生存问题上，不能让农民的权利成为权力和金钱争夺下的牺牲品，不能让土地变成“利益开发”的产物，现在许多地方的所谓“土地开发”，与其说是开发，不如说是被掠夺和破坏了。这样的事情绝不该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 既然大地向所有人敞开了它的胸怀，那么大地赋予的财富理应属于所有人，可是，凭借着特殊的权力，某些地方政府剥夺了民众的这种权利， 它们以急风骤雨的方式将农民从土地上赶了出去，毫不顾及这些农民的利益保障，然后等待以金钱为交换的商业开发。这些地方政府的这种方式，不仅严重违反现代文明精神、违反整个中国政府的本利益、更破坏了中国民众正在孜孜以求的民生权利。如果连中国民众最本能的也是最本分的“面朝黄土背朝天”都不能给予，那还奢谈什么“以民为本”？ 正是觉察到了“圈地运动”给中国政治、社会带来的极大威胁性，所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必须停止这一以中国发展未来为代价的短期行为，如果一个社会总是有许多不能突破的底线，那么土地就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共同的底线。在我们这个正在走向纵深改革道路的国家，农民的身份就是公民，他们享有一切其他公民享受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用强力把中国公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你用我的地，是你的要约；至于我卖不卖，需要我的承诺。不管你是谁，没有我的承诺，你休想把我赶跑，把我的家园破坏。 公民的权利得到100%的尊重。这里不干权力的事，也不干铲车的事。政府权力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民众权利，铲车的存在是为了公民的福祉。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其他改革，中国要为公民所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别人的尊重，他也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在这种相互尊重中，公民权利获得最大的张扬与释放，社会也在这样的公民权利张扬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当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让所有的中国农民都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时，至少，我们要给予他们这样的承诺：当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耕种、收获。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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