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是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它不仅为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双百”方针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主义，正确处理了政治与学术、政治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是党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实行民主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为出发点的，它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重视并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双百”方针也是“民主治国”的一项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的“放”的方针。把“双百”方针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创造。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积极性，为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化艺术创造必要的民主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它不仅为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实行民主的正确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完整的方针，是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绝不是人们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正确地反映了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就科学与学术研究而言，它实际上是探索真理的一个过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今天被认为正确的事物，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对实践认识的深化而成为谬误。反之亦然。所以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中，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风格，是具有必然性的正常现象。这表明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毛泽东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过程中，曾多次提到“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来说明这条客观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以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当然，能够自觉运用这条规律来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把它规定为党的一项重要方针，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到，“双百”方针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主义，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在毛泽东看来，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

　　“双百”方针提出后，如毛泽东所说，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2]有些同志发表文章，认为“双百”方针贯彻以来，“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他们夸大“双百”方针贯彻以来的消极方面，认为“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主张“应该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提出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3]。这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认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是“粗暴不讲理”的，是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毛泽东特别指出：“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4]在毛泽东看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不应是“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是因为：首先，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他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做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因而，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香花和毒草的辨别，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要有在实践中检验的时间。其次，毛泽东认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5]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6]他特别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不能采取禁止的办法，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7]再次，在毛泽东看来，毒草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坏事，毒草可以化作肥料。他说，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他比喻说，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做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做斗争。毛泽东认为，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8]

　　毛泽东正是从哲学的高度，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科学地阐明党的“双百”方针。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指出：“对立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领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从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但在事实上，对于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看法。因而，“双百”方针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为了帮助人们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提出了在我们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是非的政治标准，这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0]

　　毫无疑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既认真总结汲取了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科学和文化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又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它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正确处理了政治与学术、政治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反对了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对学术文化领域不恰当的干预。这是发展学术和文化艺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受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在发展科学文化问题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历史遗留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过诸如对学术文化性质的问题随意贴政治“标签”，扣政治“帽子”，扶植一派，压制一派，粗暴干涉，混淆敌我，等等。这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双百”方针的提出，正是对中外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指明了发展科学文化的正确道路。

　　其次，正确反映了发展科学文化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毛泽东从发展科学文化这一特殊矛盾出发，自觉地运用它的客观规律来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服务。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正因为“双百”方针反映了我国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所以是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科学方法。“双百”方针提出后的几十年历史反复证明：每当坚持并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就获得繁荣发展；而每当“双百”方针不被尊重，受到损害甚至被践踏，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再次，体现了发展科学文化所必需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方法。“双百”方针是以尊重知识，尊重学术文化活动，尊重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对于学术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与反批评自由，反对以势压人，粗暴干涉，提倡平等的、说理的、民主的方法，并且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实践去证明去解决。这种民主风气和民主领导方法对于促进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应当肯定，“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完善和贯彻，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艺术、发展科学的一个基本的和长期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方针长期坚持下去。

　　二、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如前所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提出，是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为出发点的，也是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说，这一方针的提出及其完善和贯彻，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涉及党的一个大政策。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都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过探索。1925年中共四大就曾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起看做三大革命力量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1933年瑞金中央民主政府公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认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文艺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并强调“把当教员当医生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而这时党内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往往是同他们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紧密相关的。在延安时期，由于党克服了自身的错误而走向成熟，毛泽东提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任务，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政策。他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并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1]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曾多次把脑力劳动者作为我国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权的主体即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说：“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12]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指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两个团结：一个是“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一个是“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13]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明确地把“脑力劳动者”、“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延续。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重新公布1933年《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题目改为《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时，专门在补充决定中指出：“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规定工程师、教授、专家等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这个文件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仍反映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各项建设工作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来。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及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将于1956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并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是党和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围绕着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技术这两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并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提到全党面前。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构成了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时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正确的分析。

　　第一，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14]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全国的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还有怀疑，但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总之，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90％以上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应该说是正确的。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15]毛泽东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16]他向全党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力争在十年内建立起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视为巩固革命事业、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

　　第三，提出广大知识分子应加强自我改造的要求。他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不要向后倒退。毛泽东殷切期望要造成一种空气，使知识分子自觉地到群众中去，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去熟悉工人、农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研究社会的实际情况，研究实际经验和材料，才能把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上述情况表明，在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作了正确的阐述，这不仅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党提出“双百”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应该指出，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大会根据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继续强调要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大会没有采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科学表述，而是用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一传统提法。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发生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从此知识分子被归入了资产阶级的范畴，并且被看做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是同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发生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事实证明，知识分子被视作异己力量之日，便是党的“双百”方针受到摧残之时。这个历史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还未复职的情况下，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17]这表明他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提出而未能实现的端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又成为他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复出后，他深知解决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又自告奋勇地分管科教方面的工作，抓知识分子问题。随后不久，他又毅然带领全党推倒了强加给知识分子的所谓“两个估计”。1978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8]经过20年的曲折发展，党又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的属性，但同上次不同的是，这已明确无误地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为“科教兴国”的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双百”方针也是“民主治国”的一项基本方针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时他还拓展了“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就在实际上把它作为“民主治国”的一项基本方针提了出来。

　　毛泽东认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

　　毛泽东把是“放”还是“收”，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问题，坚持“不能收，只能放”的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采取“放”的方针，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矛盾，但同旧社会不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用。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保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领导，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关系到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放”的方针，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并寻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而“收”的方针，则是否认或掩盖矛盾。一旦矛盾出现，势必采取压制的方法，或是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坚持“放”的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其次，实行“放”的方针，有利于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并使人民群众受到锻炼。毛泽东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通过“放”的方针，我们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他认为，把一些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身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做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19]

　　再次，坚持“放”的方针，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采取“放”的方针，容许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容许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发展真理，发展我们的事业，而且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例如在遗传学领域，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建国之初也采取独尊李森科学派而贬损禁止摩尔根学派，一些科学试验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学家胡先辅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进行调查研究，要求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加以解决。1956年8月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与会130多人中包括了我国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的严重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结论。这次会议打破了几年来我国遗传学派形成的“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57年4月，《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遗传学教授李汝琪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读后立即请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刊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目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20]毛泽东替作者换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题目既体现了百家争鸣对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也表达了他对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应当指出，把“双百”方针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创造。毛泽东不仅把“双百”方针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而且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针，统一战线的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坚信：“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惜的是，这个方针贯彻一年来就发生显著变化的良好开端没有能够延续下去。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致使此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出现了严重曲折，受到了“左”的干扰和损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双百”方针受到彻底破坏，百花凋零，科苑荒芜。其间，毛泽东曾要求调整文艺政策，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也试图力挽狂澜，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这个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而沉痛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百”方针才得到恢复。由于这时党清算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左”倾错误，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双百”方针得到更加自觉、坚定的贯彻。正如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所强调的：“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随后，他又进一步指明维护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实行“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他说：“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22]这是结合新时期的历史特点对“双百”方针所作的深刻阐述。这些都有力地说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具有长久性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繁荣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迅猛而健康地发展。

　　〔作者梁柱，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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