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评与杂文、理性与建设性

　　鄢烈山先生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与其说是投向“理性、建设性”的匕首投枪，不如说是开启“公民社会”的一声号角。最可笑的批驳文字是迟国维发在《北京娱乐信报》的“以饭碗论短长”的“诛心之论”。

　　在我看来，杂文和时评没有本质的区别，硬要说有，那就是杂文长于文学性，而时评告别了文学的单兵突进，而更强调学术性和逻辑性。时评追求“有效率的表达”和“判断”（马少华语），而杂文更追求渲泻；时评比杂文更容易速朽，杂文比时评更容易“永生”。

　　李敖在其名篇《“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中说：

　　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可分三种：

　　敢怒而不敢言。他说这是很难成立的一种情况，真的情况乃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

　　这个判断是错的。人民上金水桥跳河，到广场自焚，穿了白大袿在基层政府门前宣传宪法，这些都是“敢怒”的表现。但是你就见不到多少媒体“敢言”。看来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基层地方政府通常以“煽动颠覆”、“扰乱滋事”、“对政府施加压力”之类的“罪名”对付“敢怒”者，然而古人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古人这话也错了，应该是“反正都是死（没有活路），与其温驯地死去，不如怒而死。”

　　李敖说的第二种是“不敢怒而敢言”，也就是中国古人的“谏诤”，要求说真话，但也要求说话的“态度”。但这是一种天生的地位不平等，就是我低你一级，低你好几级，以非常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

　　沙叶新先生孜孜求证中国传统的“告密文化”和“表态文化”，赵牧先生把这种“谏诤”称之为“恳求文化”，非常的形象生动。

　　鄢烈山先生其实不拒绝、丝毫也不排除理性和建设性，他自己的文字本身也充满理性和建设性，他所追求的是平等的理性和建设性，而不是人家要你的“态度”。也就是李敖说的“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

　　由此我们也知道“理性和建设性”到底是什么层面上的理性和建设性。或者说，谁来决定你说的你做的是不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你对政府“施加压力”本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可却有政府官员说你不“理性”、不够“建设性”，他说我们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你别动不动上报纸动不动到广场示威。可是他的“正常渠道”是不见天日的阴沟，暗箱操作你就永没有指望。你觉得你的所做所言对社会是正面的，他却要判断说是“负面的”，因为对他本人不利，当然他要说是“负面”的。

　　这方面我们不妨参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2003年12月3日在一次报告中关于怎样看“负面报道”的发言。《新京报》12月4日报道了这则新闻，他说：“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需要辨别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说我们的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定这个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之前SARS的报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负面报道。”

　　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理性、建设性”，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无处不在的眼睛。”这对当权者来说，当然是具有巨大“破坏性”的，但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却是真正具备“建设性”的。所以邵飘萍办《京报》，宗旨就是“必使政府听令于正当民意前”。是让政府这个强势集团“听令”于民意，而不是让民众仰政府之鼻息小心翼翼地揣摸其心思然后见机“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