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热爱时评的网友在搜狐网的一个论坛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时评应该不应该有“理性、建设性”这样一个标准。

　　有网友认为，一些媒体提出“理性、建设性”这样一个标准实际上可能抑制时评的批判性锋芒；还有网友认为，对于时评这样的“千字文”，“理性、建设性”是一个过苛、过高的标准。

　　我知道有一些优秀的时评作者是惯于“批判性思维”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杂文创作开始，他们就以尖锐地批判社会为自己的写作使命。今天，蓬勃发展的时评文体忽然提出一个“理性、建设性”的标准，不免令他们生出警惕。

　　我的看法是：时评当然不应该排斥批判性；“理性、建设性”也不应该被当作排斥批判性的借口。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出现时评的繁盛和提出时评的理性思考、理性表达，的确是有着社会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规律性的。因此我提出“理性的批判”的观点。

　　时评“理性的批判”的含义有这么几层：第一，批判性思考本身就是理性的。因为理性并不是克制、温和甚至明哲保身的代名词，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和深刻揭示，它所使用的工具是人类在千百年来认识事物过程中被证明有效的逻辑工具。深刻地揭示一个事物，批判性就在其中矣；不能深刻地揭示一个事物，虽有热情与愤慨，也谈不上批判性，而只是情感表达。当然，对于一个公民社会来说，表达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特别是更普遍的表达。但是，表达与批判在层次上确有不小的距离。表达不易，批判更难。我们呼唤全社会有更多途径、更为普遍的表达，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但是，对于时评这种特别适合于表达理性和理性表达的文体而言，当然应该提出更高的标准。

　　第二，时评在结构和语言层面上直接显示了理性认识的形式———逻辑的分析和判断，更有利于理性批判的表达。

　　应该承认，在思想解放的批判性方面，当代繁盛的时评，根本无法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杂文相比。杂文完成了那样一个伟大光荣的使命，是今日时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杂文的表达形式主要是形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达方式，本身有利于影响普通大众，有利于传播和接受。但是，这种更多借助于形象的表达形式，也一般容易使理性的思考过程隐而不彰。因此，人们难于从这种文体中学习理性的思考本身。而理性的思考，在一个公民时代，应该成为更为广泛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杂文的这种表达方式难度比较大，因此它也是广泛参与的门槛。当中国社会从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因而在需要更多的表达和更多的交流的时候，这种广泛的参与就是必要的了。今日时评的兴盛，批判性固然无法与上世纪80年代的杂文相比，但是其参与的广泛性则胜过前者。我始终相信，更多的人表达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它的价值可能不次于我们从少数批判者那里受到思想启蒙。而尖锐的批判者，也可以通过时评这种更清晰的表达形式，使批判的理性更为彰显。批判者不仅要靠理性点破人们的思想迷思，而且应当教会人们就这样理性地思想。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曾依赖少数批判者的写作(比如杂文写作)帮助大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今天，通过更多的参与、更普遍的表达文体———时评，普通公民通过表达的实践而增长知识，增长判断力，增长理性思考和理性表达的能力。这样的理性思考能力和表达，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批判性和火药味，但是，他们的价值一点也不比前者低，因为，它们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思想素质。我们国家曾犯过的许多错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全民的思想能力和素质，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关联。

　　（作者 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