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实背后的真相追问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代，新旧观念的交锋、新旧体制的磨擦、利益阶层的博弈乃至尖锐冲突常常令人有眼花缭乱措手不及之感。尤其在我们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之众而又相对贫穷且资源匮乏、正处于由“断裂社会”向“多元社会”急剧变化的人口超级大国，太多的碰撞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想像。而由断裂社会向多元社会平稳过渡的根本标志就是：不同的利益都得到同等的保护；不同的价值观都得到同等的尊重；不同的声音都得到平等的表达。社会不再是一个价值和利益以及社会阶层都一元化的社会。

　　为了顺利实现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太多的利益需要妥协，太多的差异需要理解，太多的不解需要沟通，太多的对立需要消弥。而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又有太多的迷津需要指点，太多的情绪需要发泄，太多的误差需要匡正，太多的要求需要呼吁，太多的观点需要交流。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新闻事件背后，又有太多的真相需要追问。

　　新闻时事评论应时而生。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当它作为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都有它的时代必然性，都是时代造就的结果。时评的兴起也一样。新闻时事评论正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悄然登上社会的舞台且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报刊把时评当成他们的重点项目之一，把它作为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面旗帜，或开出专版，或固定专栏，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开始了一个中原逐鹿的“时事评论时代”。这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急剧转型期人们某种程度上的焦虑，和对于体制和观念变革、对于社会进步的热切期待和积极主动参与。

　　以往，我们在强调新闻的客观、公正和真实的时候，似乎总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一种客观、公正和真实都只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客观、公正和真实，这跟记者的“立场”有关，亦即他只能从一个角度进行观察。完全相同的一个事件，一千个角度观察便会有一千种真实。百分之百全面的真实是几乎不可能的。评论的出场，正如一位时评版编辑说的：是使新闻在被评论时，显现出表层的事件背后更加全面、真实、深刻的力量（原话是：新闻在被议论和关注时，会产生更真实的力量——原《大连日报》“新闻网吧”编辑张明春语）。尽管评论本身仍然无法避免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我们平时看到、读到的新闻绝大部分只是新闻的枝和叶，评论则试图刨出它千年的老根。时评的魅力正在这里。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短短几年，时事评论遍地开花，作者群也不断地发展壮大。时评的触角，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国家的大政方针，下至百姓的柴米油盐，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必定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那部分，否则就不是时评。时评是一种“个人化的公共写作”，写还是不写，写什么，怎么写，全是由写作者个人自己决定，而它关注的焦点，又无一不与公民的公共利益有关：体制变革、道德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观念和利益冲突、现代民主与人权理念建设……

　　时评是一种“个人化的公共写作”，更简洁的说法应该是“公民写作”：以公民的身份进行写作，而不管他身处的地位和职业；为公民社会而写作。马少华先生曾经在一篇《非职业的议论者》中写道：“新闻评论——现代公民对社会发表见解的方式，根本不需要一个职业身份的支撑，也与它无涉。中国媒体，现在重新进入了一个评论的时代，一个‘处士横议’的时代。评论栏目空前的多，评论的话题空前的多，参与评论的社会成员空前的多。而在传统媒体之外，你看那互联网论坛上，那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激烈争论，往往几天几十个回合，何曾有人领过稿费？何曾用来评职称？这样一种形势，使得评论已不再是新闻职业人士的一种特殊技能，而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手段。延安时期，胡乔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人要学会写新闻》，那是因为那时每个共产党人都有宣传的义务；而今天，我看也可以改成‘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评论’，因为每一名公民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也应该具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而一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最有效率的形式，就是新闻评论。”

　　这样的一种文体，成为直接展示和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最直接有效的桥梁。它比学者论文更多了对现实的直接回应和使命承担，比当代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杂文更快捷、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更少了欲说还休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曲折婉转。它成了直接展现冲突、提示社会矛盾的一个窗口，也成了媒体继新闻事件之外的另一只观察社会、历史、人性的税利的眼睛。

　　在众多的时评版面里，有几家最有代表性的，我把它们最有特点的部分拈出来，分别在这里做一简短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中的一些发展脉络。

　　《南方周末》的“视点”和“百姓茶坊”（现为“众议”）。“视点”由当初的“时事纵横”发展而来，一周一期，对开整版。既转载重大时事的深度报道，也发表针对时事的独家评论，其中的主打评论原名“读报札记”，每期由该版编辑亲自撰写，成为该报的旗帜，后来改名“纵横谈”，并逐渐向所有作者开放。该版特别注重学者观点，甚至不吝宝贵的版面给国内最具人文精神的一流学者开专栏。该版的口号是“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多想一点点”。可贵的就是这么往前一点点，行百里者半九十，它往往就是通过这“一点点”，在当前并不太理想的舆论环境下完成了“惊险的一跃”。“百姓茶坊”则是在国内较早专门刊登普通百姓言论的专版，1997年下半年创办，半月一期，对开整版，也该报“百姓记事”轮出，全部刊登读者的自由来稿，有时也由编辑点题，展开一些比较充分的讨论。这样的一个专版，向人们充分展示了“智在民间”“学问在民间”的常识，只要有适宜的土壤，中国的民间智慧一定能爆发出巨大的建设力量。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专版。1998年初创办。一周三期，每期对开整版。它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把来自社会生活中的相互矛盾、冲突的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给予它们完全平等的地位。只要言之成理，各种相反的剧烈冲突的观点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视同仁地发表，而且由于每周有三个大版，因此给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相当充分的言论空间（其他许多时评版大多数也都有展现这种意见冲突，但是由于版面限制、编辑方向等种种原因，“青年话题”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最充分的）。正是其“冲突、开放、多元”（马少华语）的巨大包容性，不仅使其切中言论自由的本质，而且也使它在国内众多时评版中保持了独特的品质并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在这种完全开放的自由论坛上，最需要警惕的是公众非理性的“广场情绪”对言论空间的污染和破坏，因此，编辑必须始终清醒地坚持多元化原则，“必须等来不同的声音”（李方语），对于完全一边倒的道德谴责和浅浅的情绪发泄，宁可暂时冷却，非得等到更理性的哪怕是“极少数”的声音出现才一并展示。青年话题主编李方对编辑理性曾有这样的思考，他写道：“作为一家大报的言论版编辑，我的立场，一言以蔽之，就是避免鼓动公众的仇恨情绪，追求理性的判断和思考。当理性的判断和思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会有意暂时压制喊打喊杀之声。媒体应该反映公意，但不可以屈服于公意的压力，否则公意很可能通过媒体的放大器效应进一步走向非理性。不能否认，公众一方面是爱憎分明的，但另一方面，公众又可能是盲目的甚至非理性的。在这个时候，你是屈服于他们的愤怒，还是把他们的愤怒向理性思考引导，我想这是每一个职业编辑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记得‘愤怒青年’（愤青）这个词的发明者、英国戏剧评论家彼得·凯南，当他还是伦敦一家小报的记者时，曾经在书桌上刻下这样三句话作为座右铭：‘挑动情绪，刺痛伤害，制造旋风。’的确这是许多小报吸引读者的看家本领，我所不取也。我坚信，理性是从不同观念的碰撞中产生的，因此，当声音呈一边倒之势时，我会本能地产生警惕，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他还特别强调“言论自由的理想，从本质上说我以为首先是要保护那少部分人说话的权利，更首先，则是保护他们不受别人左右而独立思考的可能性。”

　　《南方都市报》时评版。2002年2月创办，每日4开一整版，其最高稿酬开到了千字500元，堪称迄今为止国内时事评论文章的最高稿酬。追求对重大时事问题的及时深度反应，有的评论文章甚至要求作者3至5小时内交稿，这就要求它拥有一批思想和写作都相对成熟的时评作者，同时也要求编辑对重大新闻事件有极其敏锐的反应能力。

　　《北京青年报》，每天有一篇代表本报观点的评论，配合该报的一篇当日报道，评论由该报评论员轮流撰写，尤其使一些独家报道更深入，更有价值。

　　以上四种最有代表性的时评版面或栏目，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都赢得了巨大的读者群和声誉。由于各家报纸、各个版面的定位有所不同，它的基本读者群也自然不同。以我个人的判断和估计，“青年话题”的主要读者群为大学生、普通市民和政府机关；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以普通市民为主；南方周末“视点”的主要读者则为一般的知识阶层；南方都市报的“时评”版气息可能最贴近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所以它未来的读者群可能将是城市白领和最关心政治的经理阶层。

　　任何一种流行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事评论的兴盛，“处士横议”的流行，正在宣告着一个公民时代的到来，宣告着“精英话语”一统天下时代的式微和“百姓话语”时代的到来。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时评版面或栏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理性、建设性和前瞻性。人们不再去充当一个伪善而无力的道德家的角色，也不再仅仅发泄一下牢骚和愤懑，而是开始了社会一点一滴的理性建设。它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减压阀和出气筒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奠定了理性的方法。时评常常是速朽的玩艺，但它的方法的价值和倡导的言论平等自由的风气，却能直接作用于当代；并且它倡导的理性、宽容和妥协精神，未尝不是未来社会的必要基础。尤其，在我们这个信息格外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媒体最缺乏的不是兢兢业业的勤奋记者，也未必是独家新闻，而是善于独具慧眼从无数垃圾信息中发现重大新闻的深度报道记者和时事评论编辑、时事评论员。

　　“真实就是心灵的自由”（黑格尔）。当一个社会能够凭着真心自由地言说的时候，这个社会在人们面前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并不可怕，尽管真实有时令人难堪，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令人难堪的缺点和不足，再严重的问题都不可怕，只要我们有直面真实的勇气和智慧。可怕的是我们不敢直面真实，甚至千方百计隐藏和粉饰真实。

　　2001年以前，时事评论还是新闻媒体中的稀有物种，短短一年多时间过去，时事评论版块已经遍地开花，全国至少有一百多张报纸开辟了时评版块，网上的各种论坛和自由评论更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的时事评论往往还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但是我们可以很乐观地说：时事评论一纸风行，正是一个公民时代的先声，一个公民“自由表达”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

　　2、从思想启蒙到公民表达

　　时评的上一个黄金时代是五四时代。但是五四时代仍然是以启蒙为己任的精英话语时代。随着现代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普及，公民的自由表达获得了某种可能。而且我认为，公民表达的重要性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超过了启蒙本身，因为表达是利益实现的前提，表达越充分越多元，公民的利益实现也越成为可能。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最终的安全在新闻自由中。我们也可以说，最终的利益在表达自由中。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公民最终的利益不需要通过启蒙来实现，却需要通过表达来实现。马少华认为，社会公正因平等的表达机会而产生。

　　但是我们今天的表达却是严重不平等的。本来，表达应该有很多层次，言论的表达只是表达的一个方面，但是今天，由于其它方面的表达还不充分（比如上访、在公共场所游行、示威等公民合法的表达往往得不到批准甚至被当作“聚众闹事”、“扰乱公共秩序”和“冲击国家机关”加以严厉打压），言论的表达就弥足珍贵，虽然言论表达本身也很不充分。言论表达比起其他的表达方式的优越性还在于：它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而且很多东西白纸黑字留给了历史，令人不能不对它有所敬畏。

　　既然现阶段中国公民其它的表达渠道还很不顺畅，那么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那么一点点言论空间就应该尽可能地开放再开放，尽可能向所有老百姓开放。现在不少媒体十分注重专家观点，一方面专家的确有超出常人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媒体在现有的言论环境下降低自身风险的一种策略。但我们必须心中有数的是：言论的空间应该始终是向社会各阶层平等开放的，有不少专家的的确确是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说话而与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无关――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况且很多时候，专家并不比一般百姓高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伊战争中专家判断与公民的常识判断相距甚远，也与事实真相相距甚远，还有一大批法学专家在“刘涌案”中的表现，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在某本所谓的“百万美元版税”的三流言情小说面前的表现，都令人大失所望，还有是经济学家一度以来简直成为骂人的话的代名词，另外就是前一阵子个别专家在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的原因归类（比如简单归责于自行车）等，都令人大跌眼镜。朱学勤认为：“问题不在于‘口误’，而在于‘脑误’，即政治正确里的‘世界观’。海军装备专家的数字记忆能力，能使他历数伊拉克武器落后于美军二十五年，而不是十五年，却没有想过自己脑子里支撑那些术语的‘前结构’，可以落后更为荒远的距离。”专家的独立性受到的利益挑战比一般人还要强得多。

　　追求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尽可能获得自由和充分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试图尽一切力量把中国社会事关公共利益的一切事务都晒在阳光下，中国太需要告别几千年来的权力黑暗，告别不见阳光的“阴沟里的生活”，告别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虚伪，把一切都摆到阳光下的桌面上来，过一种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生活。

　　也惟有如此，才能实现由斗争到合作，由阴谋到谈判的革命性转变，从而由几千年不变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内耗中国”脱胎换骨为 “社会各阶层多赢合作的现代中国”！

　　3、时评的功能在于批判

　　当然，尤其在今天公民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状况下，绝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养成用言论表达的习惯。也许他们善于用口头表达、用行动表达，但是却无法或不善于、不习惯用文字表达。于是，这个社会必然有一批“职业议论家”出场。在任何社会，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时评的功能，必须永远是睁着一双批判的眼睛的，是与邪恶与黑暗的势力唱对台戏的，是着眼于人权的实现的，是始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和扩张的。对人性、人权的呵护和对公权力的警惕，一脉相承，对人性、人权的呵护能否实现，往往取决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能否实现。今天的我们仍然处在公权力无孔不入一统天下的前现代国家，“还没有进入和平变革的现代政治序列”（成都晚报时评版编辑刘东语），法治不行而权力张狂，就尤其需要时评看贼一样盯紧公共权力，防止它贻祸人间。

　　也不管是在前现代国家，还是在法治化了的现代国家，最有可能犯规，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而且，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是有限度的，都还在可控的范围内，而如果出现一级政府或者一级司法权力机构犯规成功的话，整个社会，从局部到整体都有可能失控。

　　因此，一个社会，要防，首要的就防公权力，时评的批判性，也是直指公权力。

　　当然，有人认为这个批判性也可称为启蒙性，也未尝不可。它启的是由权力本位到公民权利本位转换的蒙，公共权力的存在依据和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蒙，如是，则被启蒙的对象主要是掌权者。当然，我相信政治家们、公职人员绝大多数也是愿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实际上，时评的主要读者对象之一，就是各类公职人员。

　　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无处不在的眼睛。”邵飘萍办《京报》，宗旨就是“必使政府听令于正当民意前”。目的和指向都很明确，就是监督和约束公权力。

　　　4、这个时代比五四还好

　　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整体上改变了五四时期的世界格局，全球基本状况由斗争转为合作，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不容易成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其次，异常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使革命不可能成为席卷全国的破坏性力量，“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骗”的悲剧不太有可能重演。再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全球风起的互联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它第一次从技术上突破意识形态的封锁，使公民的表达获得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一切，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得以更从容地审视自己，并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来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时代和历史大背景下，21世纪初叶的中国必须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公民表达运动”，时评只不过是其中的先声。

　　但是，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并不是没有隐忧。半个多世纪以来公权力侵蚀私权利、强势集团侵占和掠夺弱势集团的行径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有不断加剧的迹象，比如在征地和拆迁运动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强势获得收益，弱势承担成本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观。相当部分民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失业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提到提升，反而受到来自权势阶层的挤压。政治腐败和贫富悬殊相辅相成。个别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先生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有资料表明，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已在一万亿人民币以上，而且导致了中国人人性的整体性虚伪和人格分裂，而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些状况的改变，不能靠有权势阶层的自我良心发现，而要靠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它有赖于公民平等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言论表达不仅要拓展言论表达本身的空间，还要努力呼吁公民的其他表达方式和渠道的拓展，比如集会、游行、出版自由等等。让人们去说，天才不会塌下来！刚刚看到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法国革命史》一书的作者马迪厄说得好：‘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因为单靠繁荣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献宝鸿沟却足以让整个社会断裂。”（郭松民）

　　而弥补断裂，达成全社会和解与合作的惟一途径或者说基础，就是平等自由的表达，然后在此基础上，将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进行平等的博弈、谈判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