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雄

　　11月24日《南国早报》的一篇报道，让发生于三年前的一宗案件又进入人们的视线。2000年3月，一个叫吕西娟的女工在西安市中院打官司，听信该院法官杨清秀的主意，找到院长朱庆林去“闹”了一回。随后该院长起诉杨清秀指使谋杀，于是该院的法官在三个人的证言毫不一致的情况下，仍分别判处杨吕二人15年和13年有期徒刑。法律专家认为：“程序正义是判决合法性的前提。由本院审理本院院长是被害人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本身就有违法之嫌”。这起案件的可怕及荒唐之处在于法律成为了法院个别领导人的“家法”，而且少数法官成为唯其马首是瞻的“下人”或“打手”，不正当的程序使判决难避“私刑”之嫌。这起案件就像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样可笑可悲。

　　作为身着法袍、代表司法形象的法官，竟然视采信证言证据、回避审判等法定程序如儿戏，沦为了法院院长的“家丁”，上演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现代司法闹剧，在让人惊叹的同时，更有深深的思索——糊涂法官为何敢于公然蔑视、践踏法律呢？

　　从表面上看，是他们法治观念、法治习惯缺失所致——在他们的心中，法是专治别人的，自己是法的象征、法外之身；法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可以随便捏玩。从深层次分析，此事暴露出司法监督机制的软弱无力甚至严重缺失。

　　照理说，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情况，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检察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以及审判机关内部监督等等。这些监督方式的存在，不可能不发挥任何作用，但是，从西安市中院的实际情况看，这些监督机制并没有真正到位。作为社会性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面对审判机关自身的专业特点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很难了解法院内部的各项运作和审判机关办案的内情，自然就无从监督。检察机关虽然能够通过案件调查等途径，对审判机关办案是否公平公正、是否渎职失职实施监督，但是，由于同为司法机关，有时难免有各种利益牵连，因而监督也就难以具有刚性，有时难免睁只眼、闭只眼，抑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担负着司法监督的职责，但是这种监督更多地表现为事后监督，亦即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才启动监督程序，对于没有暴露的徇私枉法现象和冤假错案，滞后的监督往往难以触及实质内容，只能让其“胎死腹中”。

　　至于审判机关内部的监督，为了顾及自身颜面，即使发现了问题，往往不愿或者不敢“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这种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无异于对冤假错案的姑息纵容，也正是导致司法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试想，倘若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并且可以正常运转，让任何蔑视法律、擅用职权的“越轨”行径都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惩处，那么，还有哪一个法官敢装糊涂虫、办糊涂案呢？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如果没有人监督，对国王是不能信任的——虽然我们十分聪明，曾经对专制君主政体关门下锁，但同时我们也十分愚蠢，曾让国王掌握了钥匙。”这一常识的要义警示我们：如果监督的“钥匙”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即使我们建立了种种监督制度，监督也是形同虚设。因为只有被监督者自愿地打开接受监督的“大门”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大门”后的东西。这样的监督，与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律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要防止“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司法闹剧出现，要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改进和完善现行的司法监督机制，让监督权硬起来，保证司法权始终沿着法律的轨道运行，势在必行。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