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邓小平的长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本月荣获2003年“联合国人权奖”，成为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全球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残疾人。这一荣誉，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的肯定。

　　邓朴方一生致力于改善中国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并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二十多年来，他领导创办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使无障碍工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普遍开展，880万残疾人得到康复治疗，扶残助残工作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残疾人就业率达到84％，特殊教育学校发展到一千六百多所，残疾儿童的受教育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位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奠基者的一生和理想，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躯体，我却用它去建立人道主义的秩序。”邓朴方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起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只有在人人相互尊重、大家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残疾人的生活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人道主义是我的追求

　　邓朴方在荣获2003年“联合国人权奖”后，面对媒体的采访，他倾诉了心声———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联合国人权奖。您是第一位获此奖的中国人，您认为这一奖项对中国的人权事业特别是残疾人事业意味着什么？

　　 邓朴方：这次联合国人权奖能够颁给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有双重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承认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奖项虽然是发给我的，我想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颁发给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是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执政为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下大力气解决包括残疾人在内的特殊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一种肯定。

　　 还有一层意义是联合国人权维护体系更加关注残疾人领域。这个人权奖，说明国际社会对残疾人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残疾人问题，人们以前更多注意的是法制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人权的高度来关注。国际社会正在制定《国际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是一个大动作，它表明国际社会对保障残疾人人权的问题更加重视。

　　 记者：我们能不能从您获奖来判断现在中国残疾人的状况就是令人满意的呢？

　　 邓朴方：不，不能。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残疾人状况令人满意。但是可以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真正说到残疾人状况，还有那么多残疾人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穿不上衣服，这样的残疾人现在大概还有600万，多大的数字啊！贫困残疾人还有1000万以上。所以，要说很满意，这完全谈不上。现在可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都令我们满意，或者说令我们兴奋，但是谈到中国的残疾人状况，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残疾人更喜欢发自内心的尊重”

　　 记者：您曾经说过：“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躯体，我却用它去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秩序。”这是您做一切事情的最终目标吗？

　　 邓朴方：这句话不是我自己说的，但是我认可这句话。你说人道主义是我的最终追求，我不是这个想法。但肯定是我的追求，在中国推行人道主义，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但很难说是最终的追求。说老实话，我们的社会曾经缺失了这一段。

　　 记者：在推行人道主义过程中，我们知道做一件具体事情容易，但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邓朴方：事情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比如开始我们提倡人道主义的时候，那时候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第一步就是要喊出一个强烈的声音来，不能再批人道主义了，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在中国是少了，少了为什么还要批判它？如果是多了的话，为什么会产生“文革”那样非人道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人道主义应当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基础思想，我们应该更多地吸收别人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拿进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使人格受到尊重，使人的权利得到保障。

　　 记者：请您具体告诉我们，健全人应该怎样看待残疾人，残疾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

　　 邓朴方：第一个层次是同情，同情心是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具备的；第二个层次是尊重，你要尊重残疾人，或者说你能够主动帮助残疾人。当然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你不要把他当作残疾人看，很多残疾人更喜欢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对于残疾人来说，有两种心态比较常见，一种是残疾人面对自身的残疾比较自卑，容易自我封闭，有时候思想偏激，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这种现象说到底也是社会造成的。因此，我们一直提倡残疾人要自强、乐观。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残疾人特别自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张海迪、吴运铎，还有其他优秀的残疾人，他们的自强精神、奋斗精神，那种不服输，一定要在社会上首先顽强地生活下去，然后顽强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对于残疾人事业社会应给予更多支持”

　　 记者：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很长时间，请介绍一下残联工作的成绩。

　　 邓朴方：残疾人事业目前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组织体系，比如说残疾人联合会，现在已由市县向街道乡镇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确确实实为残疾人办了许多实事，已帮助880万残疾人康复。教育方面，1987年盲童入学率只有2．7％，聋童入学率只有5．5％，至于弱智儿童只有0．33％，现在这三项总体的入学率已达到74％。特殊教育学校原来只有500所，现在达到一千六百多所。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几乎每年增加100所特教学校。劳动就业现在非常困难，健全人下岗的也非常多，但是我们残疾人的就业率还在上升，这都是一点点做出来的。

　　 记者：现在贫困的残疾人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邓朴方：一个贫困的残疾人需要什么？当然就是吃饭、穿衣、住房，就是这三条，首先要解决这些。这些年来政府大力搞扶贫、开发，残疾人实在不能劳动的，城市采取“低保”，农村采取各种各样的扶贫措施。每年我们还有扶贫贷款，专项为残疾人扶贫。康复、教育、劳动就业等等，每一项都需要解决。比如残疾人没有钱看病怎么办？有的稍微康复一下就能恢复得很快。再一个就是上学问题，小学、中学、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这些统统都是问题，需要一项一项解决。比如就业，我们收保障金，然后把钱拿出来再进行职业培训。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残疾人来说，也要奔小康。我们要在10年、20年后使残疾人中有一部分人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残疾人奔小康的工作与残疾人扶贫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残疾人扶贫是只要你工作做到位，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扶贫任务就算完成了。残疾人奔小康不同，不是说我帮助你了，你就小康了。必须通过残疾人自身能力的提高、身体状况的改善、知识的积累，使他们本身或者家庭成员在社会上有较正常的职业，有生存能力了，才能进一步发挥主动性，真正达到小康。我们这方面还没有更多的经验，还要不断地摸索。

　　 记者：作为中国残联主席，您对党和政府制定残疾人政策和法规方面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邓朴方：残疾人保障法从1990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残疾人保障法有些条文可能已经过时了，因此，残疾人保障法的修改已经提到日程上来。

　　　 　还有就是残疾人就业条例，现在我们正在搞，难度比较大。残疾人就业条例制定后，我们要给残疾人一个较好的就业环境。

　　 再一个就是促进地方立法，使之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比如交通法规，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准许有能力的残疾人驾车，我们也应该效仿。有些残疾人是买得起汽车的，如果他们能够开汽车，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排除障碍。现在更多的是残疾人的三轮摩托车问题。每一个城市的市长都希望城市交通好一点，三轮摩托车有时候会对城市交通产生一些影响，有的城市就想把三轮机动车取消，连代步工具都不给残疾人，这怎么行？

　　 再一个就是怎么执法。希望人大每年的执法检查，政协执法方面的调研，能够涉及到残疾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父亲理解和关心残疾人事业”

　　 记者：众所周知，您的父亲是邓小平。您父亲在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给您一些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指导？

　　 邓朴方：这个我要向很多残疾人检讨。我从事残疾人事业，父亲是支持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我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我觉得干事情要自己干，不能靠父亲的声望。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现在找我父亲有关残疾人事务的题词几乎一个也没有。但是，他理解和关心残疾人事业，支持残疾人事业。这一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邓朴方的言行喜好

　　言：三次向安南建言

　　邓朴方支持联合国在推动各国残疾人人权保障事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90年9月，在邓朴方的倡导下，北京承办了联合国关于建立残疾人工作国家协调机构或类似机构的专家会议。

　　他还是《国际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积极倡导者。为此，他三次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面谈，强调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性。他对安南说，20世纪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然而，科技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并没使人们的道德提升。在创造新世纪的过程中，应该需要更多的和平，人与人之间应该更加友爱。

　　行：擅长手工活

　　邓朴方擅长手工。他透露，自己有一柜子工具，亲人和工作人员，要修东西都愿意找他。他说，手工不一定要做得非常高级，但要构思巧妙。他这样描述一件经他简易改造后的“老头乐”（挠痒工具）：把一个输液瓶子的橡皮塞插在“老头乐”一端，需要比较重的东西拿钩子钩过来，需要挠痒就拿它挠背上的痒痒，需要纸片，拿橡皮头一蹭就过来了。

　　身：坦然面对高度截瘫

　　邓朴方说：“像我这样的截瘫病人，有三个比较大的障碍，第一是肺炎，第二是褥疮，第三就是泌尿系统感染。肺炎好像不是很大的障碍，因为有抗菌素。褥疮完全是护理和自己照顾的问题。泌尿系统感染对我们来说威胁比较大，虽每次感染都可治愈，但都会伤害你。我的所谓病一场，也就是指泌尿系统感染。如果比较疲劳，身体条件下降，这时很自然会感染，感冒之后特别容易发生。”

　　从1968年受迫害致残后，邓朴方才于1980年9月接受了一次正式外科手术。他能重新坐起来，全靠众多钢钉和螺丝锁定胸腔。时至今日，其血液循环、肾和肝肺等功能都极差，由于80%的皮肤已失去排汗功能，所以他必须靠大量喝水来降低体温。

　　好：受父亲影响喜桥牌

　　受父亲邓小平的影响，邓朴方也成了桥牌好手。他小时候常坐在父亲旁边看父亲打桥牌，后来慢慢上桌，再后来帮他打个拍档……他认为，打牌“牌感”特别重要。

　　除了桥牌，邓朴方还爱好钩鱼，看历史书、听音乐，但对现代音乐不大喜欢。　　

　　“我面对父亲是无愧的”

　　“我面对他是无愧的，他面对我是欣慰的。”在获得2003年度“联合国人权奖”后，邓朴方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说了这句话，他还说，他从来没有要求父亲(邓小平)直接支持他的工作；尽管这样，他也知道父亲是关心残疾人事业的。

　　据报道，当被问及其父邓小平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影响时，邓朴方并不讳言，他说家庭背景客观上为他推动残疾人事业提供了很大便利。他还透露，中国将在5年之内修改1990年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并制订《残疾人就业保障条例》，努力为残疾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　　

　　立身中正

　　———朋友眼中的邓朴方

　　　 在和邓朴方的接触中，我对他的感觉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立身中正。

　　 我和邓朴方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事业上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很大，在牌桌上我们也是一对极好的搭档。

　　 他为人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傲人待物，相反他的自律性很强。比如有时我们打完牌，人家请我们吃饭，他通常是不去的。记得十年前，有个朋友跑来告诉我，王府井贴了张大字报，说邓朴方怎么怎么腐化，其中还牵扯到我。他让我查一下，好以后“秋后算帐”。我说算什么账呀？这些人对邓朴方根本就不了解，接着我讲了邓朴方的几件事。

　　 1986年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片冈聪一直杀到我的帐下，形成一对五，形势极为严峻。这时邓朴方跟我说，只要你赢了第一盘，我就请你吃饭。我赢了片冈聪后，邓朴方果真说到做到，请我到人民大会堂吃涮羊肉。作陪的有王汉斌、邓楠以及我的大夫和司机等多人。在敬酒时他鼓励我再接再厉下好后面几盘棋。吃完饭他去结账，人家把账单给他，他一看傻了眼：800元。他没想到这么贵，而且也没带这么多钱。

　　 我就去找管理局局长说情，我说你们的价格太高了，邓朴方是自己请客，他可掏不起这么多，能不能给点优惠？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了，像他那种地位的人，那时让他掏800元都很困难。

　　 其实邓朴方始终都不富裕，上世纪90年代，他太太和我太太一起上街买东西，贵一点的他太太都买不起。

　　 平时他穿得很朴素，冬天经常见他穿件破棉袄。别看他坐的车挺高级，那是国外一些基金组织送给“残联”的，而且他坐的也不是最好的。有一次我听说国外又送给“残联”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我问他怎么不坐，他说：这么高级的车我怎么能坐呀！送给康妈妈（康克清）了。

　　 1987年夏天，我和王汉斌去邓家打牌，我们到得早了点，就在邓的秘书张保中屋里等候。我觉得屋里特别热，就问张保中怎么不把空调开大点。王汉斌也在一旁大叫热。张保中说屋里根本就没空调，我还有点不大相信。张保中告诉我，老爷子说了，除了他的卧室、客厅和邓朴方的房间外，都不许安空调。邓朴方是因为残疾，热了出汗容易长褥疮，才受到特别关照。

　　 邓朴方待人也很谦虚，有一次在政协礼堂参加活动，别人见他下楼不方便，就主动帮他抬轮椅，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却显得很内疚，不住地对人家表示感谢。我看了都挺感动。他还跟我说，我们比赛得的奖品，他都是带回去分给警卫人员，人家特别高兴。有人说他这个那个，甚至国外有多少多少存款，简直是无稽之谈。在和邓朴方的接触中，我对他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立身中正。

　　邓朴方简历

　　祖籍四川省广安，名字是由父亲邓小平的老战友刘伯承给取的。

　　1944年生于山西省左权县；

　　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大学毕业，历任中央军委服务处干部；

　　1983年，创办中国残疾人事业；

　　1984年3月，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1988年，任第一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1993年4月，当选为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名誉会长，后任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10月，当选为第二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1998年10月，当选第三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2003年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2003年9月，当选第四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邓朴方获得的国际荣誉

　　1988年，邓朴方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

　　1990年，获得国际第十五届年会授予的康复国际主席奖；

　　1992年，获得康复国际第十七届世界大会授予的亨利·凯斯勒奖；

　　1993年11月，获得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奖牌，以表彰他对”亚太残疾人十年”活动作出的杰出贡献；

　　1999年9月，获得韩国“一家纪念奖财团”颁发的“一家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

　　2003年12月10日，被授予“联合国人权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