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东

　　■李敏

　　终于回到父亲身边

　　1946年，时任国、共、美三方军调部共产党方面顾问的王稼祥偕夫人到莫斯科治病。他们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他们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人员交涉。

　　经过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母亲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当王稼祥夫妇和蔡畅妈妈征询母亲打算时，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回国去！”王稼祥立即把我母亲的想法电告父亲。父亲很快复电：“同意回国。”并请蔡畅妈妈沿途照顾我们。1947年初秋，我们一行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哈尔滨。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下来。我和二哥岸青先学习母语，母亲在东北财政部担任了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任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一个周末，我跟母亲到机关玩，看到墙上挂着的毛泽东主席的像。我忽然想起二哥告诉过我关于父亲的事，忍不住小声向母亲求解：“岸青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母亲默默点了点头。在哈尔滨住了几个月后，我们又来到沈阳。一天，母亲提议我给父亲写封信。此时，十岁出头的我还不大懂中文，信只好用俄文书写：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信写好后，我署上的仅是自己的名字娇娇，发了出去。

　　很快，来了电报。母亲逐字逐句清晰地用俄文念给我听——

　　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过了两天，母亲开始帮我和岸青哥哥收拾东西。“妈妈也一起去吗？”我问。母亲笑着摇了摇头，笑得苦涩，几乎像哭。

　　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和我妈妈的妹妹贺怡姨妈领着岸青哥哥和我，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这就是给你们发电报的毛主席，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呀，快叫呀！”父亲旁边的工作人员笑着对我们说。“我的‘小外国人’，爸爸欢迎你！”父亲弯下腰，张开双手笑着说。“爸爸！”我欢欣地叫道，扑进他的怀里。父亲双手抱起我，一个劲儿亲着我的脸蛋。“娇娃，我的小娇娃……”父亲不住地说着。

　　在双清别墅那段日子，家里只有我们仨，真惬意。是七月的一天吧，贺怡姨妈来了，她告诉我：“我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为她争取她应该得到的。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那妈妈怎么不来呢？”我问。“我送你们来后，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讲自己是组织上派来的，并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

　　这样，我的母亲只好改变路线南下……

　　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是革命领袖，他的事情往往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图去做，包括婚姻家庭。

　　菊香书屋里的熏陶

　　1949年9月下旬，“开国大典”已准备就绪。因往返香山的路程太远，父亲服从中央的集体决定，正式入住因是皇家禁苑而他一直不愿住进去的中南海丰泽园。但他总有一种失去自由的感叹。他曾说：“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们共产党人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我和群众唠嗑唠嗑，不仅是工作，还是休息、享受啊！”

　　丰泽园清雅秀美，是一座正方形四合院套院，里面的菊香书屋和紫云轩是父亲工作、生活的地方。我也在这儿住了十四个年头。哥哥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年轻的生命后，彭德怀司令员从朝鲜回国向父亲汇报工作，同时也报告了岸英牺牲的经过，他沉痛地说：“主席，我没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父亲把香烟衔在唇边，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终于点燃。他吸着烟，缓缓地说：“德怀，你我都是革命战争过来的人，战争总要付出代价嘛。岸英是志愿军里一个普通的战士，是牺牲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然而，这一夜，父亲失眠了。

　　父亲是读师范出身，这或许有助于他对孩子们进行教育。为了让我尽快学会和掌握中国字，除了完成学校每天的学习任务外，父亲还要求我练写毛笔字。他给我拿来文房四宝，告诉我这四宝的用法，还亲笔给我写了仿帖。第一帖是最基础、最浅显的十个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让我克服心里对汉字的害怕，一笔一画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第一仿帖我练了一段时间，父亲又给我写了第二仿帖，这回是：毛娇娇学写字。

　　在我小学没毕业的一个大冬天周日，父亲带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的溜冰场去滑冰。一到那儿，我们就急急忙忙地换好父亲让人给买的崭新的冰鞋。父亲穿着大衣站在一旁，点上烟看着我们，似乎在说：孩子们练去吧，试试你们的身手。我站起来，甩手向前滑——哎呀！一迈腿——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冰上。站在冰场边的父亲乐了，他看我们这个起来那个滑倒，抬抬手，好像在鼓励我们：勇敢些，站起来再练！李讷妹妹又摔倒了，她年纪小，疼得受不了，哭了起来。父亲始终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此时他大声向我们招呼说：“好了，收兵吧！”事后他问我们有何感想。

　　“这滑冰太难太难。”我说。“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父亲鼓励说。我们记住了他的话。经过了一次次的苦练，我们渐渐能甩开手，在冰场上飞旋了。

　　马上就要上中学了。父亲叫我到他跟前：“我的娇娃是中学生了，爸爸给娇娃起个名字……”父亲的欣慰里略带沉吟，“我想好了，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爸爸，我为什么要姓李呢？岸英哥哥、岸青哥哥都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呢？”面对我的追问，父亲讲了一段他难忘的旧事：那是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20万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作战略转移，为了安全，中央领导都取了化名。父亲取的是“李德胜”，隐寓“离得胜”。现在，他把李这个姓用于我的学名了。

　　我不能忘记在菊香书屋度过的日日夜夜。我还清楚地记得，为了让我能够迈过中文这一道“坎”，父亲一次次地为我补讲唐诗、宋词、元曲及有关的名篇名著。如果不是他“不许看俄文版”的命令，我大概还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样我就会在学习中文的行列中掉队。是父亲给了我知识和力量，练就了我迎难而上的意志。这是永恒的爱之光，令我和我的孩子们终生受益。

　　“中华第一家”的生活

　　搬进中南海不久，我们四五个女孩子——周恩来叔叔的侄女秉德，叶子龙叔叔的女儿燕燕、二娃子，还有我和妹妹李讷，很快就玩在一起了。假日，我们会到南海边捞鱼虾，捞完了，便兴冲冲地将小鱼虾送到厨房。等父亲忙完工作，我们几个孩子就跟父亲一起吃饭。这时，餐桌上就会摆出两道特别的菜：父亲爱吃的苦瓜和我们喜欢吃的小鱼小虾汤。我们兴高采烈地吃着，可谁也没去动那盘苦瓜。父亲说：“怎么不尝尝这盘苦瓜？它苦中带甘，苦尽甘来啊！”

　　人们可能认为“中华第一家庭”的生活一定很不一样。其实，我们家的伙食和一般家庭很相像。比如早餐，不过是：稀粥、馒头加小咸菜。这和大家日常吃的没什么两样吧？有一回，别人给家里送来些可可、咖啡和奶粉，伙房的大师傅借此给我们换了换口味。第二天早上，餐桌上摆上了一小锅香喷喷的咖啡、冲好了的奶粉和抹上点牛油的面包。我们都看馋了，胃口大开。这事儿父亲很快就知道了。他把我们叫到他面前开家庭会议，父亲让大师傅报了这几天的伙食账，费用超过了每天定的标准。他严肃地说：“伙食标准规定多少就是多少，哪个随便超过都不行。”早餐马上又回到了原来的稀粥、馒头、小咸菜。又过了些时候，父亲就让我们到机关大食堂就餐了。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想着入党的事，那天，我回到家，我想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父亲，但心里一阵紧张，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跟父亲说这么严肃的话题。“娇娃，什么事呀？坐下来讲……”父亲拍拍他旁边的椅子道。我端正坐下，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挺正经地对父亲说：“爸爸，我想申请入党，但我想自己还不够条件。”“那你为什么要入党呢？”父亲不动声色地问道。没想到父亲会这么问，一下子被难住了。

　　父亲和蔼地看着我说：“爸爸这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吗？问你为什么要入党有什么不对呢？一个人要加入党组织，这是件好事嘛。不过，即使是好事，也要问个为什么，要入党，首先要明确入党的动机，这是不能忽略的。”“……还是让我好好再想想，下次跟您谈行吗？”明白了父亲的意图，我舒畅多了。“好嘛，爸爸的大门向未来的共产党员敞开着！”父亲乐呵呵地站起来，伸开双臂说。

　　后来，我在认真思考与父亲的对话时，领悟到：那天父亲不是以爸爸的身份，而是出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职责，跟一个有入党要求的青年人进行严肃的谈话。父亲从来不把子女当做他的私有财产。父亲曾给毛泽民叔叔的三个孩子三句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对于我们，父亲更不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他是伟大而普通的好爸爸。想到这些，我的思想豁然开朗。

　　我们班上有位叫王桂芹的同学。1957年暑假时回乡下看母亲，写了好些日记。她把她写的日记拿给我看，我当时没看完，就带回了家。晚餐时，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有篇同学写的劳动日记挺有意思的，您能看看吗？”父亲同意了。很快地，父亲就把日记看完了，交给我。我接过打开看，父亲在日记的开头写着批语：“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日记里面，父亲还用铅笔在他认为精彩的27个地方画了圈，而在同一个地方连画三个圈的竟有17处，对里面的错别字，父亲也给改了。

　　对于我和岸青哥哥同时回到父亲身边，江青心里总像有根刺儿似的。得知大哥牺牲的消息后，二哥非常痛苦，以致病倒了。江青马上借这个机会让二哥离开中南海，离开父亲。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爱岸青，也非常同情他。他很小的时候就跟岸英一块儿沦落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和折磨，这些摧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现在他要搬出去了，以后你就代我多照顾岸青吧！”有一次，父亲还对我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每每说起这些，父亲的神情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扰他的苦。他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一扇不向人敞开的窗。

　　在中南海的家里，每个周六的晚饭我们都基本跟父亲一起吃。他在，我们个个都特别高兴。但如果有江青在，气氛就变了，我们都变得谨小慎微，埋头快吃，以求早点离开，没必要惹她不高兴。说起来，大家庭也有大家庭的难处，并非什么事儿都好办，都顺心。

　　（摘自《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李敏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1月版）题图：1951年，李敏随毛泽东到香山双清别墅，父女俩正一起欣赏照片

　　“大娃娃”和“小爸爸”

　　■孔东梅

　　和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一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他也没亲眼见过我——孔东梅。不过，我和外公的的确确“见过面”——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交流”的惟一方式。尊敬外公、怀念外婆的我，经常翻开家里那本老影集，读着用胶片定格下来的那段金戈铁马却又缠绵悱恻的岁月。在这本《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里，我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

　　我的姨妈李讷1940年生于延安，是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昵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1946年，外公给岸青舅舅写信，特地为小女捎了几笔说：“妹妹问候你，她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撤离延安时，外公起初是带着妻女一道行军，有时还亲自背着幼小的姨妈。后来，他见形势实在严峻，便让女儿随另一支队伍渡黄河到了山西。1947年，外公在给岸英舅舅的信中还特别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外公对子女亲属历来是爱之深，责之严。有一次姨妈周末回家稍晚，当时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还很偏僻，公交车已经没有了。姨妈请卫士派车来接自己一下，外公得知后大发脾气。

　　有次外公问她：“今天怎么来的呀？”姨妈说：“我坐三轮车来的。”外公又问：“哦，那拉三轮的师傅和你聊了些什么呀？”姨妈答：“没说什么。他拉他的，我坐我的。”外公摇了摇头说：“要是我呀，一定和师傅好好聊聊……”姨妈后来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已足以证明其伟大，而伟人自己也一直向往常人的生活啊！

　　外公对女儿的爱，真正表现在他对女儿的精神、品德教育上。姨妈自小体弱多病，外公常鼓励她在病中要有坚强的意志。1958年姨妈得盲肠炎，外公在信中写道：“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1963年，姨妈给父亲的信中，痛陈自身存在的缺点，汇报思想收获，说自己读了《庄子·秋水》的感受是：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外公为女儿的进步高兴。他回信道：“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书，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而今读来，也深感外公的拳拳之心。

　　（摘自《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孔东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父女通信

　　1955年2月初，毛泽东收到小女儿李讷的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一幅寿桃画（右图）。

　　桃子一个大一个小，两桃之间上方，写了个“寿”字。桃是画在一页裁成圆形，边上带齿的粉红色纸片上的。随附“祝寿信”：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上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爱的小爸爸，永远年青、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爱着你的女儿李讷

　　1958年初，李讷因急性盲肠炎动了手术，同时取出小时候打针断在肉里的针头，不慎感染发烧。毛泽东于工作紧张中十分惦念女儿的病，2月3日通宵未眠。中午他服了安眠药，临睡前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着重谈到“意志力”的问题，毛泽东说：

　　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

　　李讷接到父亲的信，果然精神为之抖擞，很快战胜了疾病。

　　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她大病一场，1961年不得不在家休学，而这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无暇多过问女儿的情况，她为此感到苦闷。1962年元旦，李讷给父亲寄去了一张贺年片，毛泽东1月9日复信说：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父亲

　　毛泽东这封信亲切、平易，甚至有些孩子气，女儿看了，苦闷顿消，这以后，她便随时给父亲写信了。毛泽东也经常给她回信。1963年1月4日的一封信可谓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如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摘自《毛泽东生活档案》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一版）

　　毛泽东婉拒亲属办事请求——这样做，人民会说话的

　　■毛新宇

　　作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虽然并没有见过爷爷，但自从他记事以来，曾多次随父亲毛岸青、母亲邵华去追寻爷爷毛泽东走过的足迹，从韶山到长沙、上海、广州、武汉，从井冈山到古田、遵义、延安、重庆、西柏坡……拜访过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农民、老红军、老将军和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耳濡目染了爷爷的历史伟绩，他便有了将它们编写成故事，讲给同龄人以及一切想了解毛泽东的人听的欲望。下面这段文字选自毛新宇编著的新书《爷爷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如何婉拒家乡亲属种种办事请求的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毛泽东家乡的人民和亲友，更有一种特殊的荣耀感。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了国家主席，尽管日理万机，但还是挤时间写信邀请家乡人民和亲友上北京，到家里做客，或者寄钱、赠衣物。但有一些亲友出于解决个人困难的考虑，写信要求毛泽东介绍他们到北京参加工作，毛泽东都未答应。他说这样做“人民会说话的”。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家不仅有恩于毛泽东，且有功于革命。但毛泽东对他也不准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信中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写信给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1950年1月，毛泽东二舅的儿子文南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出面给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称赞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常人看来，给予一点关照，也不过分。但是毛泽东觉得这件事自己不能决定，应得到群众认可才行。他在复信文南松时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毛森品是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关系很好。1950年毛森品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推荐他工作。毛泽东复信委婉而又恳切地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的一些亲戚、学友，曾经因为当地政府按政策办事，不合他们个人利益而要求毛泽东为其撑腰。每遇此事，毛泽东都写信晓之以理。赵浦珠是毛泽东的大舅母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又与毛泽覃指腹为婚。辛亥革命后，赵浦珠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辎重营一同当兵。解放后，他给毛泽东多次写信，反映其生活困难，毛泽东给他寄过300元人民币。赵浦珠因乡政府的减租土改工作中涉及个人利益，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出面帮助解决。毛泽东于1950年5月7日给他的信上说：“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

　　解放初期，毛泽东外祖家的亲戚，经常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有的人从北京回到湘乡以后，非常神气，摆架子，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便于1954年4月29日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道：“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党各级地方机关的垮台，人民政权的各级地方机构迅速建立起来，需要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是很多的。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友前来投身革命，只要历史无问题的，经人介绍不少人参加了工作。当毛泽东身边的人向毛泽东介绍这些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毛泽东为全党树立了清正廉洁的风范。直到晚年，他还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摘自《爷爷毛泽东》毛新宇编著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