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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开篇 广州写就(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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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12月26日17:37 南方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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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广州伏案工作（素描） 南方网讯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本文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它在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对本文的写作以及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在毛泽东110周年诞辰前夕，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巡视员、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教授。
广州革命实践催生理论名篇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25年底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广州的经历对本文写作起了什么作用？
曾庆榴：这篇文章是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理论指引的条件下而写的。首先，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省港大罢工就是最主要表现。但革命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指引。其次，随着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势力也逐渐抬头，维护国民革命运动的成果，明确革命前进的方向，都需要新的理论指引。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写下了这篇文章。广州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更是国共合作的司令部，在广州的革命经历无疑是毛泽东能够正确分析当时的阶级形势，提出革命目标的实践基础之一。
回答中国革命主要问题
记者：那么本文的发表对当时的革命有什么意义？
曾庆榴：这篇文章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它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目标以及领导力量等问题，明确地指出了革命过程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从而澄清了革命队伍当中的许多模糊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产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右翼会跟着帝国主义走，是革命的对象，但资产阶级左翼则可以是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文章还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应该是工业无产阶级。
记者：毛泽东此前已写下大量重要作品，为何选择这篇文章作为《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呢？
曾庆榴：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第一萌芽，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起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如革命路线、敌我划分、领导力量等，都在本文中作了回答。因此，毛泽东把本文作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我觉得是不无道理的。
在广州成为全国主要革命领导者
记者：许多广州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是在广州发表的，并为此深感自豪，但对文章发表的具体过程却不大清楚，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曾庆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早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3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116、117合刊发表。1951年9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根据《中国青年》版做了局部修改，并把它放在第一篇。
记者：写这篇文章时，毛泽东在革命阵营里是什么地位？
曾庆榴：来广州之前，毛泽东还是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领导人。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国共合作建立之后，1924年1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0月，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以说，毛泽东在广州实现了从地方革命领导人到全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转换。
毛主席语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伟大思想之发轫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毛泽东在广州写成的论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全面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了革命的敌友界限，为革命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提供了根据。论著比较清楚地指出了当前的国民革命与过去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及中国辛亥革命的区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目的，实际上规划了一条大体正确的国民革命路线。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实质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阐述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其中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村工作重要性的论述，构成了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创造性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先导。
“主席！主席！39号发言”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巧驳右派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在湖南主持建党工作的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从长沙绕道上海来广州参加会议。
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座位是39号，他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并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1月28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提案人黄季陆意图以“比例选举制”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活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0年代三下广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
1924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5年秋，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广州，被推荐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6年5月离开该职位，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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