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十几年来不断呈现扩大的态势，令人担忧。总体来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走了一个V字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短，从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86年到94年城乡收入差距从刚才讲的1.9：1又扩大到了2.9：1。从95年到去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今年统计数字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 这个差距大概扩大到3.3：1，有的人分析可能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需要说明的是，这就是统计局的统计调查，农民有实物折低的收入，都要算成收入，农民这点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这对城市的居民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城镇居民有很多，而农村居民是非常少的，所以才出现实际收入比可能是1：4，1：5这样一种客观的说法。而世界上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是在这样一个水平。

　　第三个例子，全面讲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到3000万，确实成绩喜人，但毕竟我们还有近3000万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就是没有解决温饱。这个标准是一年625元人民币，除此以外我们农村处于不稳定脱贫状态的农民有接近6000万。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民是稍稍解决了温饱问题，稍有天灾人祸马上返贫。这确实说明了我们国家现在达到的小康是一种发展很不平衡小康的论断。而且应该说这部分农民主要居住在生态很差，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所以解决这部分农民的脱贫，它的难度应该说比过去我们解决那2.2亿人脱贫的难度要大得多，可以说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攻坚战。

　　第四个例子，我们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农民的消费能力和发展生产能力，从而也拖我们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后腿。前面我讲了成绩，讲了农民每百户耐用消费者的拥有率，20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一种纵向的比。如果我们横向和城镇比，这个差距仍然很大。就以前面讲到的几种耐用消费者的百户拥有率为例，彩电农村居民是百60台，城市居民是126台。电冰箱农村是15台，城镇是88台。洗衣机农村32台，城镇是93台。移动电话是13.7部，城镇是63部，像照相机和空调机这个差距就太大了，照相机城镇是农村的13.5倍，空调机是农村的22倍。近几年我们在经济当中经常碰到大多数市场消费品供大于求。按商务部监测的600种商品，基本说法是88％左右供大于求，12％供求平衡，基本没有供不应求，或者偶尔说有一、两种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以及大家这几年看到了彩电价格战，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50％。但是如果我们农民的耐用消费者的拥有率能够达到城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水平，将对我们的生产、投资会有非常大的拉动作用。我简单地做了一个计算，现在的农村户是2.2亿户，如果我们提升到城镇百户拥有耐用品的比例，电冰箱要增加1.6亿台，去年中国电冰箱的生产是1600万台。相应的洗衣机的市场最需求可以净增加1.2亿台，而去年我们洗衣机实际的生产量是1600万台。所以我想这几个方面不全面，但确实令人深思。我们这个农村还是很艰难，当然农村发展不平衡。实事求是地讲，浙江、江苏的农民收入恐怕是贵州、西藏的四倍，农村之间本身也发展不平衡，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谈城乡。

　　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我们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我个人想尝试做一个初步分析。应该说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长期存在的，在现代中国史上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当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得城市政权这样一条创新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既是基于对敌我力量的分析，也是基于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从上海的电车到山区的脚道使得井冈山的革命政权能够存在。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政府在分析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个国情，说要从我们中国90％的人是农民的政策来出发制定各项政策推进国家的发展。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论述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关系。他当时提出搞工业化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一股劲推进重工业，另一种办法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发展。他希望探讨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客观地看，由于历史包袱的沉重，由于中国地域的广大，由于条件差异大，也由于我们政策的失误，包括农村吃大锅饭的体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法发挥出来，加上确实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的是以推进国家工业化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因此在客观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的近三十年期间城乡差距一直就没有能够缩小，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无一种凝固化的状态。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城乡人均消费水平1952年是2.4：1，57年是2.6：1，78年是2.9：1，这跟我刚才讲的收入水平稍有差距。大体上前三十年，我们的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就是在拉大，我们乡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重49年是九成一成，52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变化，52年中国的农村人口85，64年82％，78年还是82％，农村人口也凝固住了。很多专家提到，我们前三十年这种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当时我在北大念书，很多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问题认为非常不合理。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认为农村是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做贡献，我认为这种专家、学者、先生们的提法确实是有道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当时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农业支持工业、城乡相对分离发展的政策。我觉得这是二元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我想能否这样看，改革开放又是二十五年了，从我们的政府，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对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缩小城乡差距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科教兴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小城镇等等。随着我们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深化城乡联系确实是显著增加了，农村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农产品的产量总体来讲是不断增加，这里不单指粮食，粮食这几年出现波动，今年有可能8600亿斤，降到近十几年中的最低一年，但农产品总量在加大，农业结构在优化，农业转移的力度在加大。我们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9％等等，都是我们通过努力取得的积极成果。但是冷静地看，我们总体上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没有步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在很多时候包括政府官员、文件政策倾向当然也包括专家学者粮食农民最好离土不离乡，最好在当地脱贫致富。我昨天还看到一个专家的文章，建议不要盲目提城镇化，希望九亿农民安安心心接受小农经济这样一个现实，好好地在农村种粮食、养鸡、养猪等等，本人不敢苟同。我想我们应该考虑对于这种状况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加以克服，不能再维持过去的思路，一定要让农民离土不离乡，一定要在当地脱贫致富。由于有这样的思路，反映在我们的政策措施上对农民进城打工定居存在种种障碍，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沉重。(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