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谢谢光华新年论坛邀请我来做报告。我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的基本金融改革过程，二十分钟的时间不足以说清楚，只能粗浅地介绍一下。大家知道当年农村推进家庭承包，一般说是农村从集体经济退出，这是有共识的。我曾在一个讨论会上介绍了一个不同的观点，我说实际上是政府退出。我们讲退出首先要有一个主体资格，农民没有主体资格，所以退出的是政府。当时因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后来三个级别全部亏损，所有大包干，应付债的人变成了农户，而债权人变成农村集体，负的债就成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因为信产合资后，把这些债务进行大规模的清财，清欠转贷，户由村管。这和现在官方办的农村信用社是两事，还有一部分尚有余钱的农村集体经济，把这部分余钱变成可借贷的信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出了农村社区的合作金融。这个东西一出来后，当时马上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度关注，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曾经有一国次著名的陈慕华和杜的对话，说你这块资金在体外循环，尽管当时资金不多，不过几百亿，但也足以影响金融市场。杜说这是集体资金，只有运行这块资金才能维持住。所以当时提出了三步原则，就是不做正规金融对待，就是不注册，不缴纳税费，同时承诺不搞存贷业务，三不主义，这是86、87年前后。为让这些小农户得到扶持，一方面发育互助金融（农民合作经济会），一方面是乡镇企业金融（乡镇企业金融服务设），试图打造一个符合乡镇企业发展需要和农户信用需求的金融体系。但是随着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照搬政策的指导思想，忽视了我们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忽视了刚才曹老师讲的70％人口生活在农村，而这部分人是不可能得到正常的信用服务。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全面取缔，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你今天宣布非法，明天所有的信贷就全部拿不回来了，于是就造成了大量的合作社的不良资产全部转化为基层负债，导致现在数以万亿计的规模无人买单。在这么庞大的债务负担下，无论想搞什么也未必搞得起来。而目前为止我们金融部门所谓改革实际上仍然是部门为自己利益制定的所谓改革问题。所以我说发展过程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说正规的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就是大的银行系统根本不可能对高度分散的兼业化的23000万小农户提供信用服务，因为交易费用太高，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硬是要做违背常识的事，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局面，金融或者资金作为一个要素在农业领域中或者说在农村经济领域中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于是乎高利贷大面积发生成了一个必然结果。按要素价格的市场决定作用这是必然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今天出面的农村的高利贷，哪怕你放开民间金融同样是高利贷。所以客观上我们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困境当中，怎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难道就靠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把农村信用社变成市场化的金融就可以解决？难道仅仅放开民间金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当然不是。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时候请大家注意几点，第一23000万分散小农兼业经营下，决不可能由正规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在跟银行多年打交道的过程中现在的银行愿意考虑这个常识了，以前他们不承认，认为只有划一的金融法规才是正确的。直至最近还有银行的同志问我温铁军你老讲二元城乡结构，难道你要我们搞两套制度，两套法律，两套规定吗？我说当然，因为十六大提出中国是二元社会，二者中长期内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二元结构，但那是目标。目标归目标，我们的现实就是城乡二元结构，70％的人生活在农村，现在不可能划一。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你统筹了再划一我没意见，但是现在做不到，所以家宝总理说我们要科学决策。我们国家这么大，经济结构完全不同，我们怎么可能一声号令，靠一个文件统一解决全国的问题呢？这就叫科学决策。所以看来看去，农村真正解决金融问题绝对不可能是靠一个简单的放开二字解决的。我们说好一个“放开两得”，能否靠现在的农村信用社搞小信贷解决呢？对不起，不可能。你们计算一下，大部分小额信贷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为有很大的一块组织成本没有计入小额信贷的实际成本。如果把这块组织成本打入，小额信贷现在的实际利率可能要到二分之一甚至一倍以上。孟加拉的小额信贷银行成功，他们的利率是16％。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甚至高达30％，就是因为小农信用的成本太高，当然要如此。再加上资金在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都是高度稀缺要素，因此必然成本高。所以我们不可能简单寄希望于放开就解决问题。因此我们高度评价今年1月份中央农工会提出一个重要的政策，叫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工作，我说这是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组织起农民发挥互助，就不可能解决农民的信用需求，不可能服务于农民的信用需求。同样道理，农村的乡镇企业，农村的城镇化指望着正规金融提供服务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强烈呼吁，希望能够发扬合作精神，希望我们考虑城乡二元结构，甚至说我在求那些立主“正规化”“规范化”的人，你们给九亿农民留下哪怕小小的一点空间。今天在座的都是专业人士，希望大家记住我给你们汇报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搬一个东西过来就说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如果说农村发展八十年代可以用耀邦同志的一句话，一镢子刨出一个金娃娃，那是内需经济，是黄金增长。当九十年代初我们不得不大力提高经济的外向度，无论怎么强调扩大内需都解决不了问题。及时地反思一下，想想我们照搬的错误太有必要了。讲农村的发展，如果按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要素市场进入，土地没有要素市场，资金也不是完全可以进入要素市场的要素。所以任重道远，我希望大家反思的同时考虑现实是复杂的，切不可以为既定的东西搬过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