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站直了 别趴下

　　民营企业：站直了，别趴下

　　研究民营企业的死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对一个财经记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有许多企业是你看着它从无到有长起来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许多机会与企业家交朋友，经常见面晤谈，书函往来，所以，看着企业的死亡，看着企业家朋友的倒下，内心会更觉痛苦。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倍感痛苦，你却不得不去做。就像医生一样，不能因为看着病人痛苦，自己也为此感觉痛苦，就不为病人看病，不为病人开药一样，那叫失职。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本事，能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朋友们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药。

　　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几年来走过的是一条风雨之路，备加艰辛之路。中国民营企业的死亡，原因当然也不像《科学投资》前面分析的那样简单，还有众多的原因可以导致企业的死亡。其中有些可以预防，有些不可以预防；有些可以避免，有些则难以避免；还有一些东西具有两面性，用好了，可以成为企业的臂膀，极大地帮助企业的发展，用不好，则会成为企业的祸害，甚至使企业死无葬身之地。像创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值得提倡的，大家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对某些企业来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创新，超出企业自身能力的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年万燕创新一个VCD机，花了无数的财力、物力，等VCD机“创新”出来以后，它却没有了余钱去打市场，只好看着自己创新的成果，白白被新科、先科、爱多、步步高、长虹等等后来者伸手摘了去。万燕是因为在VCD机的创新上投入太多，元气耗尽而死的。有人说，当初万燕发明VCD机时，如果聪明些申请了专利，万燕就不会死了。不但不会死，万燕光靠卖VCD机的专利，就可以发大财。问题是，有谁来买它的专利？而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后来者在市场上推波助澜，群策群力，国内的VCD机市场又如何能够如此迅速地成长起来？一直到VCD机被淘汰，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VCD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即使一直到VCD机被淘汰的那一天，也从来没有形成过象样的市场。你去跟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谈VCD，没有几个人会知道VCD为何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万燕的专利卖给谁？它仍旧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有些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东西，具体到某个具体的企业，就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从这一点看，娃哈哈宗庆后、步步高段永平的“跟随战术”和“敢为人后”不无道理，尽管对于宗庆后、段永平如此高“段位”的企业家来说，有时未免谨小慎微得过分了一些。但谨小慎微，总比跑着去赶死好。

　　此外，像山东新世纪的张建光、哈慈集团郭梓文失策于多元化。张建光失利后遗世远遁，郭梓文带领家族黯然离开其一手打造的哈慈帝国；湖南雪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老板方继东失利于“国企改造”，几千万元投资全打了水漂。自国企改革深化，国家允许、鼓励民企参股、并购、收购国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政策陆续出台，一些民营企业家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吃白食，发大财，“空手套白狼”的机会再次来临，跃跃欲试，结果折戟沉沙者众，这已经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新陷阱。其实早在1997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一些民营企业认为吃白食和“空手套白狼”的机会来临的时候，王石就说了一句话。王石说：“现在国家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我提个醒，新兴企业集团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现在对‘无产者’来说是一个机会，绝对有10％到15％的人会因此成为‘有产者’，他们干下来再不好无非还是个‘无产者’，他们会去搏。但是对那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现在绝不是扩张的时候，要控制住自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国家都不管，你怎么管？如果调整不好自己，不是你去兼并别人，而是被别人兼并。”可惜能听进逆耳忠言的人太少。王石的话，不是让人当成耳旁风，就是听了一笑而罢，现在后悔却已经迟了。还有中国人习惯的一窝风，也祸害了不少民营企业。柏杨说，中国人有喜欢跟风的传统，在做企业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几年前“主题公园”盛行的时候，据统计，国内共有超过1500多亿元资金投放在“主题公园”的建造上。这些投资除部分外资、少数国资外，大部分来自民营资本。全国“造宫运动”盛行时，仅华东地区就有《红楼梦》“大观园”7座，全国有各种各样的“西游记宫”近40座。江苏、湖北、河北、四川、山东都竖起了“水泊梁山”大旗，深圳、广州、杭州、长沙、上海都建起了“世界之窗”……这些投资大多以失败告终。还有政府无信和行政乱权对民营企业造成的困扰。泰安市普伦特电气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原泰安市鲁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长友受该市一高科技园区的邀请进园办厂，结果却落了个高高兴兴进园去，灰头土脸出园来。工厂遭到砸抢，几百万的投资扔在那里，风吹日晒。周长友四处讨说法，原来信誓旦旦的那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却都变了脸，没有一个人说要对这件事情负责。周长友牢骚满腹，却束手无策。湖南株洲昌龙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喜梅受某县领导诚邀到那个县里办厂，工厂办到一半，原来县领导的承诺却变了卦，白耗了时间不说，200多万元的直接投资也打了水漂，后来是在新华社记者“内参”的作用下，才挽回了一点损失。罗喜梅说，感觉自己就好像掉进了一个圈套。至于因为触犯法律而倒掉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这些年来就更多，像深圳科特的彭二普、韩听涛涉嫌走私，辽宁抚顺的“明星企业家”、人大代表曲全国涉嫌在房产开发中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暴力拆迁，周正毅、钱永伟、杨斌、冯明昌、李卫东等等一干大富豪、大老板，有的涉嫌金融诈骗，有的涉嫌行贿，有的涉嫌土地犯罪，不少人集“数罪”于一身。这些人都是因为触犯法律而倒掉的，他们的企业则因此而死亡。因为触犯法律而死，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诸多死法中，是最为令人不值，同时也是为祸最烈的一种。

　　从《科学投资》的采访对象和研究对象来看，几乎很少有民营企业是死于某种单一病症的，而大多死于并发症。“百信”的死，除了扩张过快，与企业家的道德缺陷、管理知识和管理水平的低下、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不足、用人不当等等，都有莫大的关系。很多人说三株的死，是由于“八瓶三株喝死一条老汉”。其实，就算不发生1996年的那件“八瓶三株常德喝死老汉”事件，三株也早已经危机四伏，最后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早在1994年，三株少当家吴思伟在南京办“克立”的时候，就发生过盗用《江苏健康报》刊名刊号刊发虚假广告的事件，遭到《江苏健康报》的投诉，被迫赔偿100万元。吴思伟在南京办“克立”的时候，还发生过一起“六个假博士”事件，说明三株企业的领导人在行动上和指导思想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说其有道德缺陷）。后来吴思伟离开南京，和父亲吴炳新一起办三株，吴炳新又整出一个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来为三株搞营销的道道。在吴炳新的计划中，工商、卫生、检察、公安等等国家行政部门和权力部门都要“为我所用”，为三株搞推销、促销，而他的办法就是给钱，以各种各样的办法给钱，想方设法地给钱。明明是一个民营企业，却偏要弄出一副“假国企”的样子。吴炳新大概是忘了“与虎谋皮”的故事了。1994年8月，三株的计划还是当年销售1亿元，第二年保3争5，第三年保9争16，到1995年三株公布“五年规划”时，已经变成了当年销售16－20亿元，次年100亿元，第三年300亿元，第四年600亿元，第五年900亿元。企业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体现的不仅是在纸上谈兵，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大跃进。三株营销队伍在短期内就扩充到几十万人，而管理又跟不上，吃里扒外、损公肥私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使三株元气大伤。我们可以看到，三株有后来的结果，完全是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家指导思想、企业战略规划和战术实施、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一连串的失误所致，是多方面病症合并发作的结果。

　　《科学投资》认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避免企业重蹈覆辙，民营企业家朋友有必要对自己和对企业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多结交一些高明的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多找机会与一些研究型而非功利型的专家学者交流。有时候请一些自己产品的消费者，甚至自己企业的旁观者进行探讨、交流亦不无裨益。老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企业家是需要远离自己的企业的，是需要放手的。如果一个企业家离开自己的企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而他的企业仍旧能够正常运转，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在“做企业”方面是成功的。王石经常离开自己的企业几天、几十天，去享受自己的爱好，万科可以丝毫不受影响，这叫做“功夫在诗外”。在我们的企业家阵营里面，需要王石这样的人。王石这样的企业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