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精彩有限、问题众多。在经历了2001年的9·11事件震荡之后，国际局势中的9·11效应继续发酵，世界格局继续处在后9·11时代的痛苦挣扎与调整之中。回首2003年，伊拉克战争与重建、朝核问题可能是这一年能刻写在今后历史上最深的烙印。

　　伊拉克战争：美国挑战世界

　　美国在2003年的表现可以说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最大的转折点，

　　后9·11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2003年得到了具体的实施。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也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是这一战略综合性的展示而已。

　　2002年9月12日，布什总统发表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正式将“先发制人”列为美国推进国家安全的具体手段。2003年，国际社会目睹了美国将“先发制人”从文字变成了现实。问题是，自1945年8月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将“先发制人”正式使用为国家安全的政策工具。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先发制人”，不仅开辟了当代国际关系进程中新的战略时代，也正式意味着当今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由于美国踢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又在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对反战的国家采取报复甚至是制裁的行动，并不顾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继续将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边缘化，美国后冷战时代的霸权战略出现了向帝国战略的转移。12月8日，美国明目张胆地提出，所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家都将被排除在伊拉克重建的合同之外。这一做法显示了美国仗势欺人、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强势心态。伊拉克战争给世界造成的创伤不仅是联合国被矮化、希望和平与政治解决的国际力量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2003年是一个起点，未来的世界政治很可能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多打击，遭受超强美国对当今国际秩序的更多挑战。

　　伊拉克战争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性的战争，国际关系史也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将永远记住2003年。这场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不在于美国在缺乏有效的国际法依据和确凿的动武理由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而是在于伊拉克战争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而又明显的变化。传统美国海外军事行动最重要的帮手——北约竟然在伊拉克战争及重建过程中无所作为，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由于北约的主要欧洲成员国，如法国和德国坚持反战政策，美国不得不组织“意愿联盟”来进行伊拉克战争。“意愿联盟”的形成，既是美国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拥有超越普通国家之上的实力和影响力的结果，也是国际力量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的产物。在“意愿联盟”的基础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之后，从2003年5月开始全球军事力量部署的重大调整，并将目前的战略重点集中放在改造中东上。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地缘战略的版图也随之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

　　朝核问题：危机基本过去

　　2003年是朝核危机跌宕起伏的一年。在经历了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到4月2日朝鲜重新提取核燃料棒中的核武器，2003年上半年见证了朝核危机的高峰期。2003年7月，朝鲜又曾两度威胁要退出1953年签署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恢复北南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拒绝出席联合国组织的纪念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的活动，朝核危机的深化让东亚地区安全一度有如寒风中飘摇的落叶。

　　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挺身而出，通过多轮外交斡旋，铁肩挑起了促进有关各方沟通和恢复和谈的重担。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之下，2003年8月27-29日，首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所提出的“谈起来、谈下去、谈出成果、谈出和平”论点，精辟地概括了“六方北京会谈”在促成外交和政治解决朝核危机问题上的意义和作用。2003年也因为有了“六方会谈”而成为了扭转朝核危机的决定性一年。

　　由于美朝双方的不信任有如坚冰，“六方会谈”虽然给朝核危机的外交解决带来了希望，但也步履艰难。在各方无法就召开第二轮“六方会谈”僵持两个多月之后，2003年11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平壤，朝鲜方面宣布原则同意恢复“六方会谈”。一时间，第二轮“六方会谈”究竟是在11月下旬还是12月中旬继续在北京举行，成为了国际媒体竟相报道的重点。无奈美朝双方对“同步原则”的理解各不相同，本来极有希望在年内举行第二轮“六方会谈”的机会已经流失。“六方会谈”续会无法在2003年年内再度举行是一大憾事，但正是由于中国的积极工作和“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2003年实现了朝核问题危机阶段的化解。今后朝核问题如何发展，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但正如中国外长李肇星所说的，解决朝核问题需要耐心和时间。只要各方采取克制的态度，并坚信“六方会谈”的外交解决方式已经为最终通往政治解决朝核问题开启了大门，朝核问题终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伊拉克重建：悲剧还是喜剧？

　　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5月1日在返航途中的“林肯号”航母上发表演讲，宣布美军在伊拉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重建和平、民主的伊拉克将正式开始。当时，美国朝野一致认为，有美国14万重兵的呵护，有美国经济援助的财力支持，再加上白宫一直引以自豪的美军“解放者”形象，伊拉克重建工作1-2年内可基本完成，美军在伊拉克的驻扎也只不过需要1-2年的时间。然而，2003年后半年目睹了美国式的自以为是是如何在伊拉克遭受无情打击的。到2003年11月16日，美军在重建时期的伤亡人数首次超过战争时期。到12月15日，美军自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死亡士兵总数超过了420人，伊拉克出现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潭效应已不可否认。

　　从7月底开始，美国就着手调整在伊拉克的重建策略。先是用外交官出身的布雷默取代军人出身的加纳，接着呼吁各国派兵帮助美军在伊拉克维持和平，随后又加速政治重建进程，将2004年7月1日定为美英占领军向伊拉克人民转移主权的时间表，放弃了原来强调只有时机成熟才能移交权力的设想。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又不断表示决心，强调不管有多少针对美军的军事袭击，美国在伊拉克决不退缩。11月23日，美国通过了向伊拉克增拨870亿美元重建费用的新法案，其中有180亿美元是给予伊拉克的直接重建援助。即便如此，11月仍成为自开战以来美军士兵死亡人数最高的一个月。

　　就在美国被伊拉克重建进程搞得焦头烂额之际，12月13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提克里特落网。这无疑给伊拉克政策的信任度不断下降的布什政府打了一针“强心剂”。布什在12月14日表示，抓获萨达姆意味着“伊拉克一个黑暗的时代”已经终结。然而，伊拉克结束萨达姆统治时期的暴政，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开始一个“光明的时代”。美国是否能在伊拉克重建中真正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一个“光明的时代”，对今天的伊拉克人民来说，比结束萨达姆时代的黑暗更重要。鉴于今天伊拉克依然恶化的安全状况，普遍存在的对美英占领军的不满以及伊拉克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后萨达姆时代是否就能尽快进入“光明时代”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至少，在面对未来时，2003年的伊拉克人所流露出的依然是迷茫和不安的神情。伊拉克的重建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一问题只能让2004年来回答了。

　　（作者 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