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林

　　我向来对所有与“平等”相关的概念存警惕之心，因为它很容易让接受者在“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眩晕中远离现实的平台，在“愤愤不平”中把他人的私益视为自我的地狱。比如说最近以全国首例“乙肝歧视”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为由头、专家谈得比较多的“平等就业权”，就有这方面的虚妄。

　　何谓“平等就业权”？这个“平等”是指向求职者吗？能力的差异、禀赋的不同、资源拥有的多寡等等，这些因素社会性地决定了求职者本身是不平等的；是指向企业吗？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受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决定，所以他在人才使用方面也必须以优胜劣汰的判断为优先。在这两个“不平等”的决定下，“平等就业权”又从何谈起，因何而生？

　　“平等就业权”提出的背景是因为歧视，针对目前就业市场中无处不在的歧视——户口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容貌歧视等，专家建议出台独立的《反就业歧视法》保障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理性地看，当下就业现状决定了出现歧视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因为有过剩就有歧视，这是颠扑不灭的经济学原理，高校扩招等诸种因素确实造成了当下市场人才供给的过剩，有过剩就得通过门槛、规则、条件来选优，门槛、规则、条件等，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歧视。

　　任何事物都有优劣之分，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流通于市场中，歧视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也是建设性的。比如说通过年龄的歧视强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理念，通过经验的歧视确立“实践出真知”的价值取向，通过学历的歧视体现知识和读书的尊严。

　　大多数人会把就业中遭遇歧视的矛头指向企业，认为企业是歧视的罪魁祸首。看到招聘条件中的年龄限制和经验限制等等，很多求职者都委屈万分地诅咒企业的歧视，其实，这种歧视往往是求职者自己造成的。就业难很大一个原因是热门专业的岗位过于拥挤，还有一个原因是高工资的好岗位过于拥挤，这难道不也是对“次好岗位”、“差岗位”的歧视吗？我们是不是也要出台《反专业歧视法》和《反低工资岗位歧视法》？

　　由此看来，呼吁什么建立《反就业歧视法》保障“就业平等权”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因为这种子虚乌有的权利根本就没有现实的落脚点。歧视是企业与人才博弈的市场手段，通过互动和可逆的市场歧视，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如果你真的是人才，即使因为“歧视”未被企业看中，你选择了较差的岗位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一样可以抛弃（歧视）不满意的岗位，而跳到原先歧视自己的那个好企业——在这种交错的歧视中，市场是不会亏待真正有能力的人的。

　　当然了，我所赞同的歧视都是符合市场正义的歧视，这种歧视是指向人后天的禀赋，也就是出生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控制的能力资源，比如说学历、身体状况、社会经验、获奖情况、力气等等。而对人先天的一些禀赋，像血型、肤色、种族、性别等等的歧视则是非正义的，因为这种歧视是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并不可控制的因素，所以是非正义的，必须加以限制。

　　其实，为了规范就业市场，出台《反就业歧视法》还是相当有必要的，不过不是保障什么“平等就业权”，而是把“符合市场正义的歧视”纳入到法律框架之内，剔除那些指向人先天禀赋的歧视。

　　其实，中国当下的就业市场中所出现的问题关键不在歧视，而在于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的短缺。比如说几个月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丑女张某求职难的问题，很多人把问题归结到容貌歧视上去了。其实从照片显示来看，张求职千余次遭遇失败是很正常的，正如有人所说：不让她出去工作才是最合适的，才是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换言之，社会或政府应该为张某提供的不是工作，而应是生活保障——也就是说，许多应由政府和社会而非企业承担的弱势群体由于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短缺而流落到市场上，这造成了市场的尴尬。试问，把那些不应由市场左右的弱势群体推到市场中去，平等就业何从谈起？

　　哪一天我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达到一定的高度，我们再提就业歧视立法上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否则，脱离实际的空想只能伤害到企业，伤害到效率，伤害到整个就业市场。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