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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禁令”防“节日病” 深圳堵截红包见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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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1月09日11:03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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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6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发文，重申“花卉”等变相“红包”也属纠治工作的重要对象。而在此之前的去年12月26日，离2004年元旦还有5天的时候，深圳市329位各级党政“一把手”收到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新春寄语》。在这封《新春寄语》中，深圳市委党风和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提醒各级干部远离“红包”，希望他们“充分利用难得的元旦、春节，多陪陪家人，放松身心，好好休息”。
笔者了解到，深圳市纠治“红包”
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一举一措，而是经过3年的时间，采取综合的措施，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据统计，2002年深圳市纪检监察机关接到群众对“红包”问题的投诉下降了80%；从2001年1月到去年11月，财政专户共收到上缴的“红包”117.01万元，其中现金113.55万元、购物卡3.46万元；去年1月至11月，共有45.47万元“红包”上缴财政专户；上缴“红包”数额呈逐年下降趋势。
推出“红包禁令”净化社会风气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经济活跃，商业气氛浓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容易渗透到公务活动之中，本来用作表达亲情爱意的“红包”逐渐演变成了一些违纪违法人员进行权钱交易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包”交易越来越频繁、数额越来越大；而收受“红包”的总是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节日期间赠送“红包”，更以混淆个人感情和钱权交易的形式丰富了“红包”的“内涵”。
深圳的企业家感到不满，深圳的党政干部感到困惑，深圳的老百姓深恶痛绝。“‘红包’问题事关特区党风、政风、民风，事关深圳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深圳市委、市政府将割除“红包”毒瘤上升到优化投资环境和净化社会风气的高度上来。2001年，深圳推出了“红包禁令”，市纪委会同市财政局向全市公布了上交“红包”的财政专户账号，并要求不可变现的购物卡、消费卡、信用卡等也要上交财政部门。2002年春节前夕，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就加强节日期间廉洁自律问题明确提出要求：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尽量减少应酬，做到不相互吃请、拜年。
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在纠治“红包”工作上，深圳除了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健全礼品礼金登记上缴制度外，还特别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红包禁令”一出，深圳各部门主要领导纷纷在各大媒体公开承诺拒收“红包”。经过7至15天的持续宣传，上下级之间、领导和老百姓之间达成信任与共识，消除收送“红包”的不良心理，树立收受“红包”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意识。
纪检监察机关对于收受“红包”问题的投诉，发现一宗，查处一宗，曝光一宗，并组织被曝光单位对“红包”现象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公诸于众。
从2000年至2003年，深圳市共有10余名因为“红包”问题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见报上镜，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前车之鉴”。
纠治“红包”重点管好“一把手”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深圳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认为，杜绝污染的关键在于堵住缝隙，纠治“红包”的重点在于管好“一把手”。在严肃查处触碰“红包高压线”的领导干部的同时，深圳还积极推广值得借鉴的拒收方式，并将拒收“红包”、管好下属的措施纳入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内容中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来平相信，良好的生活方式是保持清廉的重要保证。他时刻警醒自己，不抽烟、不嗜酒、不搓麻将，也不涉足娱乐场所。
同时，他注意增强服务意识，消除当事人心中的担心和疑虑，使他们不因怀疑法官的公正而担心自己的合法利益受损，从而打消送钱送物“表示表示”的念头。刘来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远离“红包”，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领导干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目前，深圳市正在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中广泛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其作为堵住“红包”的首要关卡。党政“一把手”带了好头，各机关各部门才能树立正气。
工作方法是柔性的，党纪国法是刚性的
“纠治‘红包’不能一味地说教，还应该注重人情味、人性化，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深圳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谭国箱说，“这几年的工作证明，从保护自己的角度向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各级干部容易接受一些，逆反心理轻一些，自觉性高一些。但是，一张贺卡、一封寄语并不能起到震慑作用。在深圳，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柔性的，但党纪国法是刚性的！”从2000年至2003年，深圳市纪委严厉查处了24名因为收送红包、礼金和购物卡的领导干部，其中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7人。市城管办监察大队原大队长刘春祥、办公室原副主任刘志铭，市工商局专业市场分局原局长林汉鹤等领导干部都栽倒在“红包”问题上。（记者贺信通讯员粤纪宣）（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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