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摘登：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北京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紧紧围绕“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以创新体制、调整结构、优化环境、全面发展为主题，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大力发展首都经济，切实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实现首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告别单一GDP指标

　　报告摘登：必须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加快发展，不等于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

　　解读：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各行其道，相向而驶，它们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任何贡献。但是，其中一辆车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两车相撞，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这个为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故事给政府决策者提出了疑问：难道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追求着的GDP吗？“是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市人大代表、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被一代经济大师凯恩斯倍加推崇的GDP已经不能成为社会实际财富增长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把GDP比做一个企业的“营业额”，而不是“利润”。“它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他说，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88年湖北发了大水，遭了大灾，湖北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到了13％。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虽然在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这就如同在北京打工的四川民工把GDP留给了北京，把挣的钱汇回了四川一样。

　　“告别GDP崇拜，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要变革，应该能够反映社会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三者的关系。”王维平代表说。

　　绿色GDP公式

　　报告摘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改革步伐，优化发展环境，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解读：“变政府直接投资为主为民间投资为主，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李义平教授指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企业投资是要挣钱的，要追求利润的回报。美国著名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在于环境，在于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生产要素的环境，在于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而不在于政府的直接投资。政府的直接投资，包括政府的保护，恰恰是最没有效率的。李教授说，按照市场经济的定位，政府就是提供服务的角色。为此，应该设计多种多样的衡量经济增长和政府业绩的指标，而不是单一的速度的指标。

　　传统GDP神圣的光环逐渐褪色，那么，什么指标才能够计算真正的财富增长？一个新的名词进入人们的视线——GGDP（绿色GDP）。这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后的数值。王维平代表说，他在1999年世界管理大会上曾提出一个公式：GGDP（绿色GDP）＝现行GDP－污染负债－生态赤字－资源损耗。“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噪音、处理污水、处理垃圾都需要花钱，这种固定资产的投入，几乎不能带动经济增长，反而要长期支付运行费用，所以应该从GDP当中扣除”。他说，“如此算来，中国的绿色GDP应该比现行GDP减少1．8至2．2个百分点。”

　　统筹发展

　　报告摘登：必须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解读：新的发展观主要是指全面均衡地发展，就是指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而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三大矛盾———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为此，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1987年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王维平代表说，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行动纲领，中国政府已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中国的基本战略。

　　全球经济一体化，人类的三大矛盾在中国的表现也十分突出，尤其是资源短缺。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的钢铁业有65％的原料依靠进口。王维平代表说，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资源的利用率。利用率的提高，就意味着给后代留下更多发展的资源，也减少了治理污染的开支。

　　王代表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和美国均基本不产橡胶。2003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橡胶进口国。在进口量接近的情况下，美国在2003年生产了2．5亿只轮胎，可是我们却只生产了1．3亿只，橡胶利用率只是美国的一半。根本原因是，美国的轮胎大约要再生六至七次，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带头使用再生胎。可是我们却大多是“一槽烂”。

　　报废轮胎还可以制成再生胶粉，在沥青中加入胶粉可以降低路面噪声75％，并使路面在零下50摄氏度到50摄氏度之间不开裂不变形，从而使路面的寿命延长10倍。北京市的三环路全部采用是进口胶粉，投入高达1．6亿元人民币，可是我们自己的废旧轮胎却堆积如山，形成严重的“黑色污染”。“从理论上讲，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可是现在反而成为环境污染的负担，需要花钱治理。”王维平代表为此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

　　和环境问题一样，贫富分化的矛盾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城乡差距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农业不发展，最终会成为中国经济的瓶颈。”李义平教授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强大的政策支持，“农村无论是钱还是劳动力甚至年轻的姑娘全跑掉了。”他说，浙江的城乡差别相对较小，因为很多企业都是农民在经营。他们把农业作为重要的投资领域，乡镇企业赚了钱，反过来投资农业，使农业成了能挣钱的产业。

　　郑拴虎对此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农民不应是一个阶层，而应该是一个职业。而目前农村与城市公共财产的占有不同，尤其是在煤、水、电、热、气、路这些公共产品资源上，城市与农村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而且，就业、保险、养老、财税体制、管理方式几乎都是两套系统。“应该尽快解决体制并轨的问题，目前的状况造成了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郑拴虎说，北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约为1．7比1；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经变为2．19比1。“如果这一差距继续扩大将会引起很多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也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十五”规划开始加速城市化发展，目的是使更多的人从农村剥离出来。但这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转成非农业户口，很多人告别了农民的身份，却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

　　政府已经意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代市长王岐山在报告中说道，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引导要素资源向郊区倾斜，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更加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南城与北城、城区与郊区、平原与山区、北京与周边的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廖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