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智娜

　　〖档案〗马怀德，1965年生于青海西宁，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3年获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制研究所副所长，《行政法学研究》主编，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2004年元旦前夕，本刊策划了“司法改革前瞻”的选题。采访相关法学专家时，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刚从美国访问归国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藏蓝色的西服、黑色毛衣衬托出马怀德沉稳的气质。记者从他睿智的目光和精彩的言谈中，深深感受到了他对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种种弊端的清醒认识和在未来司法改革设计上充满智慧的深思熟虑。

　　按照约定，2004年1月15日下午，在北京海淀区韦伯豪小区内的咖啡厅里，本刊记者再次采访了这位中国法学界的青年才俊，开始了一次心灵的探访。

　　海外取经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开始蓬勃发展之时。马怀德，建国以来第一届诉讼法专业行政诉讼方向的博士生，也开始了他注定不平凡的历程。在行政法的本土资源相对欠缺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国外。

　　1992年，正当国内起草国家赔偿法之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博士的马怀德便来到澳大利亚考察国家赔偿法制建设的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就觉得眼界大开，特别新奇。”柔长秀美的海岸线，漂亮整洁的现代化城市，发达的铁路公路网，还有人性化的图书馆，都给马怀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深深触动这位年轻学者的是澳大利亚法治的发展状况。“大家守法的意识、对法律的信仰、崇敬，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在这里很少讲人情、关系等，出了问题都找律师、找法院，调整社会行为规范主要靠法律。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得细致严密，比如居民几点钟可以往外晾衣服，居民家里养的狗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等等。在1992年时，这些情况在国内都是没怎么听过的。”

　　当谈到澳大利亚的国家赔偿制度时，马怀德说：“当时我们以为发达的澳大利亚赔偿制度也会很发达，可是我们错了。澳大利亚不是赔偿法最发达的国家，因为在澳大利亚，政府的行为比较规范，公务人员都比较守法，所以错案本身就少，即使有错案也能通过媒体舆论、议会监督得到及时纠正，再通过个别的精神抚慰或国家一次性拨款能够解决，所以用不着建立一个大范围的赔偿制度。”

　　仅仅一个月的考察却为马怀德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思路。

　　第二次出国考察是1995年3月，马怀德来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立法制度。在这短短的五个月里，马怀德把能看到的行政法方面的书全都看了，并做了详细的笔记，自感收获颇丰。因为没有了交际应酬，使马怀德可以专心看书，用心思考，重点就行政诉讼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编写了《案例诉讼法教程》。这本书专门通过案子来分析行政诉讼法，于1996年在国内出版。其间，马怀德还考察了美国联邦和州的立法权的划分，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等方面的情况，对美国行政法中的联邦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都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令马怀德遗憾的是，1995年的他刚刚走出校门，“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对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了解不是很深、很透，所以虽然学习很刻苦，收获很丰硕，但所学所获都缺乏针对性。”如何更好学以致用，这是每一位学者所担负的责任。

　　再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已是2001年2月，马怀德也由年轻的博士生成为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法学教授。这次“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不一样的感觉”，引起了他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关注。

　　说起在耶鲁大学的感受，马怀德说：“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是美国最有名的法学院之一，是一个很贵族化的学校，条件非常优越，建筑也非常传统、美观，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是一流的。这里每年只招170个本科学生，却有50多个老师任教，师生比例相当好，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和一两个老师建立比较固定的联系。学院本身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每天晚上都有若干个讲座，可选择的特别多。老师没有教学量和科研任务，但每个老师都很自觉地在他的学习环境里拿出最好的科研成果。教授的评选也非常严格，在全国范围内选最好的教授，把精英的人才集中在一个法学院里，再培养十分精英的人才。”

　　在耶鲁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里，马怀德主要研究的是行政诉讼问题。其间，他与耶鲁大学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由耶鲁大学的一些专家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和设想，我们在此基础上修改我们的行政诉讼法。”

　　几年来，马怀德不仅多次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拉卓比大学及美国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进修并做高级访问学者，还曾赴德国、法国、芬兰、英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地进行学术考察访问和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从先进法律制度的研习到结合实际的创新，从合作理论课题到关注先进的法学教育，马怀德不敢懈怠，不知疲倦，一路走来，越走越宽。

　　人生路上的苦与乐

　　年近不惑的马怀德总是用“平淡”来概括自己走过的日子。从北京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他的求学之路可谓一帆风顺。博士毕业后，马怀德留在了中国政法大学。求学路上的顺利，让马怀德觉得自己的经历很单调，然而，求学路上的那种艰辛，也只有他一个人能体味。

　　2002年7月，马怀德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院长。这对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为他所谓的“平淡”生活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耶鲁大学的所见所闻对马怀德有着潜在的影响。亲身感触了顶尖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成为“舵手”后的马怀德，有了一种别样的冲动。

　　“因为你在顶尖的优秀的法学院待过以后，你会欣赏、喜欢他那一套相应的各种制度，包括学生与老师、学术研究和管理制度，你就想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实验一下。”

　　如何使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被人家一抢而空，而且若干年后这些学生都能够成为社会的精英，如何定位法学院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成为马怀德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

　　马怀德清醒地知道，在既有的教育体制的惯性下，搞一个制度创新，会有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是，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只要你思考，就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就有了学院奖励制度等制度的出台。

　　“我做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挣钱，创收。你要办学，要解决教师的福利待遇，这都需要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花在创收工作上，这实际是不合适的。作为教授，不搞学术，不搞学科建设，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行政事务上，放在创收工作上，实际上这是不正常的，可又没有办法。”

　　整日地奔波忙碌，使马怀德很少顾及自己的家。老母亲心疼儿子，抱怨他；小女儿不理解爸爸，不亲他。他的学生评价说：“马老师就是一个飞转的陀螺，永不停歇。”繁重的工作，占用了马怀德大量的时间，这难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但马怀德无怨无悔：“当了院长，的确牺牲了很多东西，但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创新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实践，成功后自有另一番喜悦。”

　　回首人生经历，39岁的马怀德有了自己的感悟：我们以为幸福是一个目标，我们追赶着朝这个目标奔跑。后来发现幸福只是一个方向，你向着目标奔的过程可能是最幸福的，可是真正达到的目标未必是你满意的。

　　不一样的师生一样的情

　　1988年，马怀德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行政法专业硕士学位，遇到了导师应松年教授。从此，他的生活中多了一位老师、朋友和父亲。他常说：“19岁之前，在家乡，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来到北京之后，从读研开始就和应老师在一起，他对我有一种父亲般的影响。”

　　说起自己的恩师，马怀德眼里有一种崇敬。“从学术上讲，和应老师走得最近，脾气比较相投，工作后也没离开他。毕业后，我就留在政法大学法制研究所，当时应老师是所长。”直到1995年应松年调至国家行政学院任教，他们的工作才分开。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三天两头地打电话。”

　　“应老师的经历比较丰富，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心也非常人可比，起草什么法都是民本主义，方便老百姓，为老百姓着想。”在马怀德看来，应松年是一个思维敏锐，对行政法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能够很快地接受新事物。“应老师不是学究，而是社会活动家。”

　　其实在老师眼中，学生又何尝不是优秀的。应松年教授几个月前曾接受过本刊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马怀德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马怀德对于自己的学生身份很是满意，可是提到他的老师身份时，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是一个好老师。他经常和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做我的学生，听上去好像跟我学东西了，实际上什么也学不了。一是我的时间少，我不能天天和你们在一起，手把手地教你们。二是我本身个性不够丰富，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留下很深印象的东西。”

　　马怀德总是强调老师要“传道、授业、解惑”，他说授业和解惑自己可能还做得好一些，但是“传道我做得不好”。他说学生不会从他这里学会太多的知识，顶多跟他学个工作狂，干活投入，其他的可能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自嘲地说：“好学生，我没有帮人家提高多少，坏学生，我也没把人家教成好学生。”

　　然而，马怀德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马老师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特别谦虚。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仅在学术上，还在做人方面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学会了很多东西。”

　　马怀德经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让学生参与他主持的课题研究。当学生做完课题后，他会很认真地去看，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告诉学生具体应该如何改，而是作一个方向性的引导，让学生自己去悟，这样学生能够真正领悟学术上的真谛，因而受益匪浅。对于马怀德的教学方法，学生们心存感激：“我们有时一个课题要反反复复地改，可马老师从来不嫌麻烦。”

　　在学生眼里，马怀德既是严师又像慈父。当学生犯了错误时，他首先像“严师”，很严厉地指出学生的错误，然后又像“慈父”，宽容学生的错误。“马老师不会因为学生犯错误而将他‘一棍子打死’，而是给学生改正的机会。”

　　马怀德办事很有规律，特别是做院长后，他虽然很忙，但处理事情有条不紊。他从来不会耽误学生的学习，每每都是先上完课后才安排社会上的事务包括出差等。

　　最让学生们感动的是非典期间，人们都在家里躲避SARS的时候，马怀德却天天奔走在昌平和研究生院两个校区之间。他甚至有五次因为学校有急事而超速开车。

　　当时行政法专业有一个宿舍的学生被隔离，马怀德很着急。他给被隔离的学生送去了水果和牛奶，还天天打电话安慰他们，被隔离的同学很感动。“可是马老师并没有给自己买一点营养品，他竟然在办公室里吃了一个多月的方便面。”学生们的眼圈红了。

　　与记者交谈过的学生都一致认为，实际上并不像马老师自己说的“给学生不留印象”，他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马老师：“马老师的性格就是这样的，表面看比较严肃，给人一种敬而生畏的感觉，可实际上他很好接触。跟他接触越久，你就越幸福。”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