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爽

　　2004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八。这天早晨，对于北京的那些刚刚度过春节长假的上班族来说，本应又是个噩梦开始的时刻，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上班之旅竟然如此顺畅，他们以往天天遭遇的堵车并没有出现。

　　据第二天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有关人士对这个没有堵车的早晨进行了这样的解读：由于大量的家在外地的人员还没有返京，加上一些单位由于春节假期与随后的双休日仅相隔两天而将上班日期安排到下周一，因而当天的交通流量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大多数路段在早晚高峰时段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畅通情况。

　　交通畅通反而成了新闻，这从侧面反映了北京交通的糟糕状况。

　　本刊2002年第11期曾以《拷问北京交通：明天你是否依然堵车》为题，对北京在新世纪面临的交通问题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做过专题报道。一年多来，北京交通的发展变化部分地印证了文中的一些观点，而在有些方面的现状甚至比当初文中小心翼翼的悲观预测还要糟。

　　屡屡被媒体关注往往意味着情况不妙。就在春节前，改版不久的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以聚焦北京交通为主题，对北京的交通状况从早至晚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从遍布全市的直播点传回的现场画面让全国电视观众直接感受了举世闻名的北京之“堵”。

　　稍早前，在非典期间上任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就曾在公开场合坦言“现在最头疼的是交通问题”，他并且警告北京市民：“我觉得北京刚刚开始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

　　细心的人也许能够看出政府官员在解决北京交通问题上心态的变化。就在3年前，当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政府曾公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奥运会前将斥资18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包括交通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彻底解决困扰北京的交通难题。而现在，他们谈的更多的是交通组织和管理，甚至包括交通管制。

　　1月27日，正在伦敦进行访问的王岐山，在伦敦市长问及北京的交通状况时说：“我相信市民在奥运会时对政府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都会给予配合和支持，因为办奥运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这表明政府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交通拥堵在一定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他们不再把宝全部押在多多修路架桥上。王岐山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由于奥运工程和穿越市区的几条地铁线的同时修建，从现在到2007年，北京的交通拥堵将雪上加霜。我将尽一切努力，但是我知道一下子解决不了。”

　　变化也同样来自这个千年古都的交通管理者。

　　2003年12月30日，就在新年到来的前夕，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邀请京城知名法律专家，举行了“优化首都交通执法环境座谈会”。

　　法律专家与交通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交管部门问计于法律专家，这个别出心裁的举动其背后所蕴涵的深意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我们的交通管理者不再认为交通管理仅仅是站站马路管管车，他们终于认识到，良好的交通秩序、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要靠全体交通参与者共同维护。

　　人们在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中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法学家的名字：北京大学的陈兴良、刘守芬，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清华大学的于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建顺等。

　　专家们在从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李建华手中接过顾问聘书的同时，他们获得的有关北京交通现状的介绍却让他们乐观不起来。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于春全利用多媒体向专家们全面介绍了北京交通管理工作情况，其中的几个数字让与会的专家印象深刻：截止到2003年底，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10万辆，其中私家车137万辆，持有驾驶照的人员达310万人。

　　于春全还系统分析了造成拥堵的具体原因：城市规划滞后，路网结构不合理，缺乏南北干道，停车设施严重不足，公交服务水平低，出租车空驶率高等。于春全还特别提到了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对交通的影响，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拥堵是由此造成的，而北京的交警平均每年处罚违章竟达1600万起，日最高达5万起。

　　作为北京市民，与会的法律专家对北京的行路难都有切肤之痛，因而他们谈起交通问题竟然也头头是道，颇有专业水准。当然，他们更多的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治堵之策拿出了自己的锦囊妙计。

　　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作为刑法学专家，从交通执法的严格性、执法的有效性和执法的机动性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论是交通的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大家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在公众方面就是交通规则和交通法规不被大家重视，似乎不算法律一样，违反交通法规无所谓。而一些交警则只重视对机动车和司机的管理，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章则采取放任的态度。”

　　陈兴良教授因而向在座的交通管理者们呼吁：“我们在交通执法上也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不守规矩的人严格执法，就是对守法者权益的维护。我们要形成这样一种风气：要使遵守交通法规者获得好处，使违反者受到处罚，而不是相反。”

　　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也谈到了在交通管理上“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获益”的问题，认为这种倾向不利于培养公民的交通法规意识和遵纪守法的氛围。作为行政法专家，马怀德还从行政执法的角度对执法中的当事双方的关系进行了阐述：“现在交警在现场执法时特别是在处罚违章时常常与司机有争议，对于究竟违章与否争执不休。而交通违章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瞬间性，违章的证据不易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相信执法者，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执法者没有故意诬陷的可能，而违法者有天然抵赖的本性。这时我们就要给执法者充分的类似法官自由心证那样的权力，树立执法者的权威。”

　　北大的刘守芬教授则感慨于交通事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她说：“闹得我们不得安宁的非典，北京死了不到200人，而北京2003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员达1600多人，全国每年更是有10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个数字太惊人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交通事故的严重危害，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尽量减少事故。”

　　刘守芬教授特别提到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她说：“交通肇事罪是以致人重伤、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结果犯，没有法律要求的特定后果发生，就不构成犯罪。这实质上就起到了一种反向激励的作用，助长了人们驾车时的侥幸心理。特定的结果的发生只能作为加重处罚的条件，而不应作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这样的立法缺陷所导致的酒后驾车、开英雄车、开赌气车的情况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而，刘守芬教授建议：治理交通事故应该从立法的层面综合考量。

　　与会的一些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行人的交通权利和包括非机动车、行人在内的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公平地使用交通设施的问题。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人们在几个月前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能够体会到。

　　专家们认为，行人、车辆的有序流动是道路畅通的前提。行人乱穿马路往往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但却很少有人反思我们的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在我们指责行人违章行为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这实际上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道路设施本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

　　专家们对北京交管部门近期采取的一些体现新思路的交通管理措施也是评价很高，比如在司机中开展的“礼让斑马线”活动、利用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交通警示通报、取消实行多年的机动车泊位证明制度等。前不久交管部门还打破禁忌，首次将影响北京交通的八大原因和盘托出，其中缺乏公交车停靠港湾造成占路压车、出租车多而空驶率高、路口信号灯配时不合理、调整不及时等都是过去在治理拥堵时被忽视，而改进所需硬件投资又不大的问题。据测算，只要把出租车空驶率降低一半，就能缓解10％的交通压力。

　　与此同时，北京市交管局还规定各交警支队机关每天早晚高峰，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警力在环路进出口及重点路段定点指挥疏导，每天安排事故现场勘查车在路面巡视或在事故多发地段待命，遇有交通事故、故障车等意外情况，快速到达现场，以减少事故对交通的影响。

　　2004年1月1日，北京市有关部门顺应民意，取消了全线开通两个月来利用率极低的五环路的收费，将近200公里路段转为城市快速路，大大减轻了中心区交通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刚刚开通的地铁八通线票价的制定上，政府也充分听取各界意见，尊重价格听证会上市民代表降低票价的呼声，最终的票价之低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达到了吸引更多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而就在这个冬天，这个曾经错过多次机遇的城市有三条地铁线路同时开工，这让人们在喊了多年“公交优先”口号之后依稀看到了一线希望。

　　不用拷问，北京的路还要依然堵下去，也许明天还会更加拥堵。但如今的北京人在堵车时的心态比前几年平和了许多，少了上火和骂娘。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就坦然面对。

　　他们和他们的市长一样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正像一首歌所唱的：春天花会开，鸟儿会回来，现实有一点无奈，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

　　他们忍耐并努力着，期待着……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