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周游列国唱衰香港，或心怀叵测支持“台独”……这是爱国者吗？

　　不爱国者不能参与治理香港

　　□本报记者　辛徽

　　1984年6月23日，早上10时，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对前来咨询香港回归事务的港英当局行政局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和利国伟一行态度坚定地说：

　　“将来香港由谁来治理，我们有个界线，将来香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治理人员，主体上应是爱国者……他们的任务是把香港搞好。我曾多次说过，……中央政府有一定权力，香港的官员无论是经过任何形式推选出，都是由中央委任，这是一个手续。”

　　当时在场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杨奇回忆道：当时有个背景，香港有人主张讨论香港回归事务除了中英两国外，还应该加上香港人一方，这就是所谓“三脚凳”论。邓公表达上述态度，就是要教训一下这些人，同时表明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邓公当年的观点被证明是有历史预见性的。

　　今年以来，随着9月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来临，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利用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的不景气，趁机抛出了他们的政纲：他们抛开香港《基本法》关于香港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的明确规定，要求立即在香港实行一人一票普选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席，而这些“民主派”人士，或者同情“台独”，或者一直对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持所谓“异见”立场，甚至“逢中必反”。舆论指出，如果这样的人在香港掌了权，香港等于没有收回；如果香港可以抛开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政制发展的规定自行另搞一套，则等于香港独立。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2月下旬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邓小平1984年关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重要讲话，核心是强调：“两制”是“一国”下的“两制”；“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并提出爱国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拥护香港回归，不做损害香港稳定与繁荣的事”，明确指明下列四类人不在“爱国者”范围：

　　一、否定宪法、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中央政府者；二、参与有“台独”背景的活动，公开支持台独，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沆瀣一气者；三、借推进“民主”之名，挟洋自重，支持甚至引入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及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者；四、极力地阻挠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攻击第23条立法为“恶法”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媒体纷纷就此或表态，或分析，在香港社会引发了一场“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大讨论：

　　香港《经济日报》社评指出：藉重申邓小平八四年有关一国两制的谈话，中央指出爱国和爱港是统一的整体，要把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与坚持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此其实反映中央不满部分港人在爱国上的表现。

　　《星岛日报》社评指出：从中央多次强调“一国”，反映在领导人眼中，香港经历长时期的殖民地统治，已令不少从政者太过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等大原则问题缺少承担，甚至在最后关头才放弃手上的外国护照，这也是北京提出要由爱国者治港的底因之一，明白了这个思维，港人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央对政改的想法，建立互相沟通的基础。

　　《成报》社评说：许多港人要求中央对香港只有义务，没有权力；希望中央在经济上不断给香港优惠，但在政治上却不能有发言权。他们否定中央对检讨政制发展有宪制权责；否定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把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看成是平起平坐的睦邻关系。如果香港社会没有就此原则问题达成共识就实行普选，这种政治离心力势必愈趋严重。

　　香港《文汇报》发表“不能曲解一国两制”的社论，社论指出：饮水思源，谨记并坚持“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会有不竭的源泉，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旺盛的活力。

　　《文汇报》另一篇题为“设立确认治港者条件机制值得讨论”的社评还指出：为了香港的长久安定与繁荣，为了保证“一国两制”的落实，香港社会有必要讨论如何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设立一套既客观、又合乎香港情况的有效确认机制，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的原则，确保参与治港的人士符合“爱国爱港”的准则。

　　这些香港媒体的评论应该说都准确道出了当今香港的现状，以及发表当年小平讲话的初衷。

　　“爱国者”概念成焦点

　　媒体的评论让“民主派人士”纷纷对号入座，身为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李柱铭面对传媒的质疑时居然说：“香港无法律叫人爱国”，这番“高论”引起了各界人士对他的一片谴责。

　　全国政协委员李祖泽在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指出，所有建制之内的人士都应该爱国，身在治港位置之上，便要爱国。问题是，回归六年，总有身在建制之人，发表一些不符身份的言论。

　　对于内地重新发表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就“一国两制”的谈话，行政会议成员曾钰成认为，这主要是反映出中央对香港部分从政及参政人士，必须了解其“所言所行”是否合乎有关的原则。在被问到支持台湾人民自决的议员是否爱国时，曾钰成指出，身为宣誓效忠国家的香港议员，当然不能够说台湾独立问题由台湾人民自决。

　　早餐派召集人李家祥指出，作为从政人士，应该要对其所言所行负责，绝对不能走到海外批评自己的国家。他认为，现时有部分从政人士的言行，令到中央政府感到不安，也损害了香港利益。

　　港进联主席刘汉铨指出，作为从政者所言所行，都要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但现时有部分立法会议员，其言行令人质疑其是否符合治港者的要求。刘汉铨称，作为中国人，必须要肯定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当前对“爱国者”概念的大讨论引发出一个问题：对于一个身在香港现行体制内的治港者来说，怎样在言行上体现自己的“爱国”？

　　新华社发表的署名文章认定有四类行为的人士不在“爱国者”行列中，即：意图颠覆中国现政权；支持台湾独立；引入外部势力干涉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反对和阻挠《基本法》23条立法。而这四种行为共同的特征是———反对现行中国宪法。

　　既然是“一国两制”，对港人在信仰上自然不能有具体要求，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言：可以信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可以信仰奴隶主义，“还可以继续骂骂共产党”，但这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对于参与治理香港者而言，特别是对于曾经对中国宪法组成部分的《基本法》宣誓效忠过的治理香港者而言，其行为起码不能反对中国现行宪法，而回归后这些身在体制内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无论言词还是行动，无论在香港还是国外，都是在不断地蔑视、践踏中国宪法。

　　香港文汇报根据回归前后当地报章刊登过的公开资料，总结了“民主派”人士及李柱铭的行为，分别是：一、做殖民主义走狗，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二、煽动外国制裁中国；三、反对基本法，煽动恐怖气氛；四、反对基本法，煽动恐怖气氛；五、诬蔑驻港解放军，散布恐惧情绪；六、煽动港人与中央对抗；七、攻击“一国两制”；八、诬蔑、诋毁“港人治港”；九、配合外国大鳄，侵害香港经济利益；十、同胞被屠杀，为凶手辩护；十一、勾结外国，反二十三条立法；十二、动摇基本法，企图变天。这些行为在任何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因此，对于治理香港者，“爱国”定义应该是：遵守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

　　反对现行宪法者不得参与治理香港

　　显然，当前这场“爱国者治港”大讨论的核心是“不爱国者不能治理香港”。对此民主派人士心知肚明，于是拼命为自己辩解。

　　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称：“爱国是很重要，但不能强迫人去爱国，而且要用你的标准去爱国。”而刘慧卿则辩称其“尊重”台湾人民独立选择没有错。

　　对于“民主派”人士的上述谬论，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曾钰成明确表示：“爱国者治港”是基本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内涵深刻。邓小平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多次谈话中非常强调这一点。20年过去，这一原则仍极具指导意义，值得大家深省。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的治理者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因此，任何参政或者有意参政的人物，其政治态度取向要与誓言原则一致，所有参政人士也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原基本法草拟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认为，治港的人必须要爱国，同时中央早就承诺不会指派人员到香港出任行政长官或者官员，因此挑选治港人才就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邓公的论述，就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公认的标准。许崇德认为，一个人是否爱国，并非口头所说，是表现出来及公认的，听其言观其行就可以知道。当年订出爱国者标准的门槛并不高，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许崇德教授还以他的亲身经历，驳斥了民主派人士要求现在就实行普选的观点。他回忆说：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我在1987年4月16日曾面聆小平同志的宏论。他在这次讲话中强调：“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要求“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设计出一个合乎香港实际情况的制度来。正是在小平同志的启发下，我们才设计了目前在香港实行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实践证明，这样的政治体制符合香港的具体情况，因而是适宜的。

　　许崇德还特别谈到当时小平同志对普选的评析。邓小平当时就指出：“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许崇德说，反观现在这些“民主派”议员，都是票选出来的，可是他们或是身兼“支联会”的领导，或是周游列国唱衰香港，或是心怀叵测发表支持“台独”的言论。他们除了呼风唤雨、愚弄市民外，从没有给香港的稳定繁荣做过数得上的好事。这样的事实完全验证了小平同志当年的预见性。

　　在这场讨论中，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对香港现状的判断发人深思：香港人国家观念薄弱；大部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缺乏认识；香港欠缺国民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她认为要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一套完整的国民教育及公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对普通民众需要加强公民教育，但对治理香港者则应该明确提出这样的标准：反对现行中国宪法和《基本法》者，不得参与治理香港，这是举世皆然的公理。

　　正当香港各界关于“爱国者治港”进行热烈讨论的情况下，李柱铭、涂谨申等人“经反复思量后”，仍决定于3月3日应邀启程往美国，出席美国参议院就“香港民主状况”而举办的听证会，去向美国“反映港人的民主诉求”。

　　在行前召开的记者会上，李柱铭一面口头表示：拥护香港回归，反对台独、藏独，支持《基本法》23条立法，但仍然表示要去美国反映香港人的“普选诉求”，其挟洋自重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不仅中国外交部发表反对外国干涉香港内政的声明，也在香港引起各界的一片谴责。

　　香港文汇报的署名文章指斥其“违背特区立法会议员的誓言，违背基本法的又一恶行”，是“卖国贼”的行为。

　　香港《明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指出：他们都是立法会议员，是治港的港人，不是一般市民；所以，我们敦请他们以香港大局为重，谨言慎行，切勿被美国政坛利用，成为美国在两岸问题上耍手段的棋子。

　　香港的现状表明，需要有一个规则或机制，将一贯践踏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的人清理出治港者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