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政坛，国民党主席连战可算是“世家子弟”，他被封为岛内“四公子”之一。但是，在显赫家世的光环下，连战的生活也并并非一帆风顺，在这里，连战亲自讲述了他不为人知的故事：所谓“世家子弟”，背负的极可能是沉重的传家使命，与不可不成材的危机感，滋味其实相当壮烈，非妄封我“四公子”的人所能想象……

　　曾以猪油拌饭为最大享受

　　对日抗战前后，父亲转职西安、重庆，我出生在西安，启蒙教育也在战火连天中更迭动荡，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换了四所学校。父亲在中央战士团工作，虽军阶为少将，但战时生活艰苦万分，记忆中，他每日穿着粗麻布军服，天不亮就动身出门，沿着城墙从城东走到城西上班。

　　那时战火正炽，西安属日军轰炸重镇，几度炸弹就落在邻舍，父亲这样早出晚归，看着他小心翼翼在炮火中穿梭，真不知早上一别，是否还能再见到他平安踏进家门？母亲和我整日活在恐惧中，彼此相依为命。

　　在西安煎熬多年后，一家三口迁到重庆，开始了无家可言的日子。父亲只身在李子坝工作，将我们安置在母亲任教的黄桷桠南山中学宿舍。

　　父亲每到星期天清早，秘从李子坝过长江，翻山越岭，来回步行数小时，直到草鞋磨破，两脚鲜血淋漓，才能回家与我们母子见上一面。往往相聚未及盏茶，又到了他兼程往回赶的时刻。

　　在黄昏暮色中，倚门凝望父亲清癯瘦消的背影渐行渐远，生离死别之感，常令我不禁纵身母亲怀抱，相拥而泣。

　　我顽皮好动的个性，到了七岁八岁“猫狗都嫌”的年龄，着实令母亲和师长头疼不已。还记得母亲有个“治”我的法宝，就是她非离开片刻不可时，用笔在地面画一个圈圈，命我坐在圈圈里的板凳上不准出来。母亲回来如果发现我有离圈违令之嫌，免不了要吃顿排头。 记忆中，为了怕我在每天上下学途中遭日寇军机轰炸，虽只有八岁小毛头，也只得送我住校，那种穿草鞋、抓虱子、吃“八宝饭”（混有稗子、石粒等杂物）的生涯，至今难忘。每周能从家里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下饭，已算非常奢侈的享受。 懵懂岁月里，课业不难打发，因为生性好玩，所以总是集中全力将功课完成，以便去打球。这种“读书时拼命读书、玩乐时尽情玩乐”的习惯，一直伴随我到大学毕业，都觉得极具效率，事半功倍。

　　母亲是如来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父亲已早一年因光复而返台接管台北州；我和母亲则是第一次踏返家乡，插班进入台北承德路圆环附近的日新国小六年级。当时的导师李修和，是位以严格著称的“杀手”，而我活泼如故，并不刻意追求名列胶茅，妙的是，直到毕业，竟从未挨过一下鞭子。这也是我求学过程中的通例；从未拿过第一名，但也从未留级补考丢面子，各种成绩永远均衡发展，体育、操行分数尤佳，同学们见我如此活跃，不免把班长、会长、总干事等差事与头衔加身。小伙子精力旺盛，也曾热心奉献过一番，大伙满意之余，就此结下终身的情谊。

　　为着“调理”我的顽皮好动，母亲又想出个拘孙猴子的“紧箍咒”，就是开始让我学钢琴。记得初请来一位张彩湘老师，非常严格，她是以造就音乐家的水准训练我，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对我而言是受苦刑。但张老师为我奠下尚称扎实的音乐基础。后来换了位温柔可亲的肖老师，使我对钢琴激发出由衷的兴味，愿意主动去练。母亲藉钢琴来安定我心性的安排，的确发挥了实效，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古典音乐，若得片刻小憩，能有萧邦、莫扎特，或巴哈、贝多芬的旋律伴我入眠，真是最恬然自得的享受。

　　在念书时间并不算多，但成绩一直不恶的状况下，或许大家以为我是靠聪明过关，其实除了过眼不忘的天赋，集中意志的能力应是我最大武器。因为做任何事若是心不在焉，自然事倍功半，而我发奋念起书来，真能“老僧入定”，心无旁鹜，专心一意的程序，足以大量消化，充分吸收，百分之百“入库”。对常识的汲取，也是我累积实力的不二法门。工作中焉知何时需要何种知识作后盾，所以大量吸收各种资讯，有助脑中“资料库”的存档。我喜爱真实有效益的事理，不常看小说、诗词，除了中外文学巨著，阅读光阴几乎都奉献给经世致用之学。近年来，广读中外杂志、期刑，更成为我的日课，一天至少二小时与书报为伍，才能勉强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我是陪伴只会说台语的奶奶长大的，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的父亲又传授些日语，我的正宗台语仍足以应付任何场面，并不逊于土生土长本省人。

　　当年同学叫我“阿战”

　　高中时同时考取建中、附中与成功，我选择了第一个放榜，感觉上“动感”较强的师大附中，开始拥有脚踏车，可骑着上学。

　　每天清晨，在车后系着母亲一大早做好的热便当，急急忙忙赶赴学校，满脑子想的都是运动场上龙腾虎跃好光景。身兼足球、游泳与双杠校队，心情十分满足，没什么特别喜欢或不喜欢的功课，似乎各科都能掌握。但若那科老师教法新颖，对学生有特殊的辅导，我定能感受出来。而对此科格外用心。

　　当年同学都叫我“阿战”，我们处得非常融洽。为怀念那段无忧岁月，我们至今每年都要聚会一次。多年来，只要人在国内，我从未缺过席。 每当看到当年因长得富泰又爱笑，被我取外号“妈妈脸”的大企业家，以及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何以被我冠上“马桶”之称的大工程师等老同学，回想起读书无碍且得畅快游戏的求学生涯，快乐充实之感，实非念日劳顿难为的公仆生活所堪比拟。

　　投考大学时，我曾面临前途抉择，那时还没有联招制度，我所选的三个志愿都录取了：台大政治系、台南工学院（今成功大学）土木系、师范学院史地系。如何决定呢？留在台北陪侍双亲，是独子应尽的义务，所以回台南老家就读的心意因此打消。而政治学的智慧，应较纯学术的史地更适合我活泼的个性，由是走上这条“不归路”。

　　留学时曾在乡村俱乐部做调酒工作

　　我随母亲迁徙流离时，父亲菲薄的军官待遇不足以维持家计，母亲就边作教员，边饲养各种家畜，不畏劳苦，也放弃自己北平燕京大学的学历，与曾任抚顺县立师范学校训导主任的身分，每日起早睡晚，养一批家畜，换取货币与资源，不但改善我们一家的生活，更成为后来返台发展的基金。刚到台北时，母亲又以她过人的眼光，把连家仅存两小块薄田卖了，加上辛苦赚取的储蓄，买地造产，投身营建与金融。母亲素来没有胭脂花粉，也不舍得动用任何“老本”为自己打点。父亲任内政部长时，她一样搭公车进出，就这样点滴积聚，创造出我家的“经济奇迹”。 就因母亲如此刻苦，激励我在赴国外深造时，下定决心不仰赖家中，务必自给自足。我在申请到芝加哥大学助教奖学金后空手放洋，利用假期到乡村俱乐部做调酒工作，当辛勤所得足够支付食宿，还积顾虑到够买部旧车时，那种自力更生的成就感，真是快慰又骄傲。

　　在芝大念完政治硕士、博士，又在威斯康辛大学与康涅迪克大学任教多年，我娶妻、生女，还要支持太太念硕士学位。两人草创小家庭，准备教材，与帮忙换尿布、推摇篮，累得手忙脚乱，委实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也不曾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民主开通的好父亲

　　大学时，我开始逐渐成熟，懂得收敛起玩性，埋首钻研真知。父亲点滴灌输祖父雅堂先生家训：公、忠、家乡、爱国之思，以及祖父手著《台湾通史》这部保存家乡史实的珍贵书册，也带给我无比的使命感。父亲终其一生，不曾对任何人有过声色之厉或背后之私，他的道德与学问修养，总是流露出深切的关怀与爱心。他从未对我有任何特殊的要求，而是尊重我的兴趣发展与自由意愿。他是位十分民主开通的好爸爸，乐意在台风天亲自陪我上学，再亲自接我返家，更常以“诚信做人，勤恳做事”期勉我作个忠实厚道的君子。他自小植苗，到我大学时已生根发芽，全心读书也是因父亲教诲“少学问无以治世”，自感非要成为够分量的连家传人不可。

　　父亲赐予的观念，如今也成为我课子的主要内容，例如：任何事不可心存投机，务必脚踏实地；待人要光明磊落，务必问心无愧；不要自欺欺人，必须对得起国家民族……。父亲给了我许多人生指引，他的言教与身教，塑了今日的个性。有人认为我太方正、太耿介、太执著，其实，所谓的“世家子弟”，拥有的极可能是沉重的传承使命，与不可不成材的危机感，滋味实相当壮烈。

　　回台服务后，莫须有的罪名一直凭空笼罩，硬指我在美“同情台独”、“协助台独”。为了这项不实指挥，为了洗刷这不白之冤，我与妻子曾亲上法庭，打过诽谤官司，要求造谣生事者拿出证据，证明我们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但拖了几个月对方依然无凭证，对方当然败诉。近年来我无故担负了家庭内动拳脚、在美国搞叛国的黑锅，但念及父亲宽容大度的训勉，唯有硬咽下不平之气。回忆在美初执教鞭时，以一外邦人而需以人家的母亲教政治学，紧张心情可想而知；每每通宵准备，不敢成眠，在窄小简陋的公寓中绕室演练，妻子坐在沙发兼床的角落充当观众兼评审。我们战战兢兢，全力以赴，终于换得学生的肯定，校方的器重。直到教书第二年，才敢买一架电视机稍做休闲。刚返台大教书时也不例外，深恐所学不符本土环境，所以加紧研究台湾的教材教法。在基隆路的宿舍中，踩着吱吱作响的地板，来回踱步，从头学习用中文讲解。呼呼北风由门窗缝穿进，太太烧好的小菜一端上桌就凉了，我们常穿大衣入眠，但回归自己国土的喜悦，足以抵销一切。

　　摘自台湾《国外杂志》 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