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普京

普京和他的父母在一起

　　作为俄罗斯总统，有关介绍普京的书籍在俄罗斯出版很多，经过编译者认真挑选，从众多的资料中选择编译了《普京总统忆童年》这篇自传性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普京的性格和他童年时期许多有趣的故事。

　　文章节译自2002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的《普京传》和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出版的《来自第一人物——普京访谈录》。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起自己的许多童年往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甚至每个细枝末节都纤毫无遗、历历在目……

　　难忘大杂院

　　我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的大院与另一个大院毗邻。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大杂院里度过的。

　　我家住在大院一幢5层楼里，房子是我父亲所在的车辆厂分给我们的。这楼很简陋，没热水，没洗澡间，厨房很小，还是公用的。楼梯一侧有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楼道里经常有好多老鼠出没。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常常用棍子驱赶老鼠。在这楼梯上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人鼠大战”迄今还刀刻斧镂般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便对它穷追不舍，直把它逼到了墙角。这老鼠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猛地掉转身，全力向我迎面扑来。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的突然，我害怕极了。接下来，反倒是老鼠紧紧地追赶我了。只见它飞快地越过一个个台阶，转瞬就跳进了我家那一层的楼道。毕竟我比这老鼠跑得快。我以最快的速度推开我家房门，又砰的一声关闭。就这样，我硬是将这老鼠挡在了我家门外。

　　上小学之前，我只能在我们大院里玩。我在外边玩，妈妈不放心，她常常从我家窗户探出身，问：“沃洛佳(普京总统的小名和昵称)，你在院子里吗？”我要是在这院落里，那就好。父母对我看得很紧，未经他们许可，我不能随便走出这大院。

　　然而，外面的世界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不理会这些，就偷偷地溜出大院。

　　五六岁时，我第一次悄悄地走到我家附近的一条大街上。这天是“五一”节。我好奇地向四面张望。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热闹非凡。我呆呆地看着眼前欢天喜地的景象，不知为什么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再稍大一点，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年冬天，我背着爸爸妈妈，同几个小伙伴乘电气火车到郊外玩。到那儿以后，我们走着走着就迷了路，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天寒地冻，幸好我们带着火柴，于是，我们点起篝火。没吃没喝，我们都冻僵了，饿坏了。返回时，我们坐的还是电气火车。回到家，我挨了几皮带，从此我再也不敢独自随便出远门了。

　　不安分的学生

　　我1952年10月出生，所以我开始上学时已经快8岁了。我家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我刚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我身穿活像是军装一样的旧式灰色校服，端一盆花站着。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为什么我不是拿一束鲜花，而偏偏端一盆花。

　　我不大愿意上学，我更喜欢跟小朋友们整天在我们大院里玩，但又不得不走进校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我都是在第193学校上学。这学校就在我们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我到校只有7分钟路程。起初，第一堂课我差不多都要迟到，所以冬天我根本就来不及好好穿衣服，原因是：穿衣，气喘吁吁地往学校跑，再脱衣——这都需要好多时间。后来为节省时间，我想了个“妙招”：干脆不穿外套，飞也似的往学校跑，从此我便能准时坐到自己课桌旁了。

　　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学校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我是不怎么遵守的。而学校是有组织的集体，它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严密的纪律。然而，当一个从小长在深山老林里的人乍一到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里，他一定还会按原先的规则生活。而学校就像是在他周围拉起的一道护栏，圈在护栏里受约束，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开始想要“挪开”这道“墙”。

　　这样“爱自由”、不安分，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老师们的干预，调皮的学生不喜欢老师们这么做，便常常要做点什么反抗的表示；这样“爱自由”、不安分，调皮的学生之间也不免要发生冲突，于是，打架斗殴的事便接连不断。

　　头次挨打悟出道理

　　大杂院孩子们打群架正是由此开始的，我是在什么时候遭暴打，因而不得不进行还击呢？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这是在上面说的与我们相邻的那个大院里，即不在“我的”领地。

　　第一次挨人揍，我感到很委屈。打我的那小子看上去是个瘦猴。不过，我很快便明白，他年龄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得多。对我来说，这件事不啻是街头“大学校”，这“大学校”第一堂就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由此使我得到一次重要的、很好的教训。我从这一教训中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首先，我不对。当时，那孩子只是对我说了句什么，而我却很粗鲁地把他给顶了回去，那话简直能把人噎死。实际上，我这样欺负人家是毫无道理的。因此，我就当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第二，如果当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也许我就不会对他这样粗暴。因为这孩子第一眼看上去瘦骨伶仃，我才觉得可以对他撒野。但当我吃了苦头的时候，我才明白不能这样做。我明白不论对谁都不能这样做，对谁都应当尊重。这是一次很好的、实在是有“示范意义”的教训！

　　第三，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对与否，为能进行还击，就都应当是强者。可那孩子根本就没给我任何还击的希望。根本就没有希望！

　　第四，我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一旦遭人欺负，瞬间就应当进行回击。瞬间！

　　总的来说，我打架，并没有什么鲁莽和过火的举动。不过，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如果你想要成为胜者，那么在任何一次对打中，你都要咬牙坚持到底。

　　此外，我明确意识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卷入什么冲突。但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就应考虑无路可退，因此必须斗争到底。原则上说，这一公认的准则是此后克格勃教我的，但早在孩提时代我在多次打架中对此就已经烂熟于心、很好掌握了。

　　此后，克格勃教我的还有另外一条准则：如果你不准备动武，你就不要拿起武器。不应该随意恫吓人。只有在你决定开枪的时候，你才须掏出手枪。假定你同谁发生了冲突，但在你最终决定“我现在要开枪”之前，你就不要操起武器。小时候在街头有时需用拳头明确我与小伙伴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做的。一旦你下决心打这一架，那你就要坚持到最后。换句话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赢！

　　小时候，打架是常事。为什么？反正无外乎小孩子们那些芝麻大点小事。但我敢说我们不是小流氓。我们不过是大杂院里一帮调皮的孩子。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从大杂院的孩子沦为罪犯的。当然，我们“身边”某些有前科的成年人确有整天无所事事、终日游荡的，但他们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们跟他们一样。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来就不随身携带什么刀子或者铁拳套，而这两种凶器，上面说的那些有前科的刑事犯都应有尽有。我们小孩子在打架时顶多只是互相推推搡搡、动动拳头。我们从未用过卑鄙和凶残的手段。

　　尽享家庭温暖

　　尽管家境不好，但家人总是尽可能多地给我以温暖。我是在爷爷奶奶和爸妈的百般爱护和精心培育下成长的。

　　我爷爷是位技艺精湛的名厨，且有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到莫斯科郊区哥尔克镇工作。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及其家人做饭。列宁逝世后，爷爷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12岁，即1965年爷爷逝世之前，我曾多次到这休养所小住，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我父亲这人不苟言笑，表面像是有些冷淡。但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母亲，她对我更是舐犊情深，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惟一”(普京母亲先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不幸都夭折了。41岁那年，母亲才生了普京。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除了我，母亲没有其他任何追求。每件琐碎小事都时刻体现着她对我的这种疼爱。

　　应当说，我比许多同龄人都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呵护。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我能够健康成长。

　　那时我看见一个个家庭走向破裂、解体，其中许多是因为男主人毫无节制地酗酒而酿成的。我亲眼目睹这种悲剧，最初是在我们那栋有众多住户的大杂院里，而后则是在学校里。

　　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其实，家道清寒、生计窘迫的何止我们一家，差不多家家都这样。在列宁格勒市内，家家户户住的大都是公房。居住条件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各家的生活水平大致都不相上下。有一年，我到科米自治共和国一个建筑队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回来后，我才买了第一件新大衣。此前，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我的家就是我的一座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显然，在父母心目中，最为珍贵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即使我口头上什么也不说，但只消朝四下里看一看，我就有充分理由认为，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尽力去炫耀我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做过杂工(普京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先后任工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母亲没什么文化，做过清洁工，夜间为一面包房接货。后为某实验室洗试管，还在某寄卖店当门卫)。我想，如果在大学一年级我就能说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哪怕是副教授呢，那我当然会更高兴的。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种，但我从不因为他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我一向敬重父母，一向亲切地对待父母。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我的。我也清楚地知道，作为普通人，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生活得更好。正是有了他们，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上小学时，我的家人就有明确的暗示：日后我必须上大学。也许是为时尚早，这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故谁也没有天天把这挂在嘴上，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商量我应该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也不愿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讲，我父母自己大概也搞不清将来我到底应当去考什么大学，但有一点他们是铁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10年级中期，当我同父母说我准备考大学以后，他们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从此，他们对我的学习也随之抓得更紧了。

　　从10岁起，我就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这位教练对我考大学的志向不以为然，反倒力主我去报考大专。具体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工厂附属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是在该厂体育俱乐部练柔道。教练们很容易地能将其所有成员顺利转入这一学校，从而可使他们免除服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就特意约见我父母并当面对他们说，根据我的成绩，实际上我可以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术学校，根本不用考试。他还对我父母说，这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天大的傻事。考大学本科是一种冒险，万一考不上，我就得马上参军入伍。

　　听拉赫林这么一讲之后，父亲自然也就有些动心，原先一定要我考大学的想法也有些动摇。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按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这样，我便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压我。说来说去，都是叫我放弃报考大学。

　　但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就得去当兵，”人们众口一词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兵就当兵。”

　　不言而喻，服兵役将会推迟我进克格勃。但总的说来，这并不妨碍我去实现我的既定计划。耽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原则上说，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它要求我“孤注一掷”，作出抉择：要么现在一切我都自己做，一切我都自己定，从而走向下一个我所期望的人生新阶段；要么我认输，听别人摆布，既定计划全部落空。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众所周知，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我的人生由此跨入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