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何云江 石新荣 苗俊杰

　　3月17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座无虚席。上午8时30分，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涉嫌巨额经济犯罪案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

　　据查，卢万里及其腐败团伙在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在侦查过程中，卢万里个人被依法扣押、冻结的现金，存单、房屋等款、物折合人民币5540多万元，其中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2577万余元，尚有2643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卢万里案是迄今为止全国交通系统第一腐败大案。今年初，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分析当前交通系统廉政工作形势时指出，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可能引发腐败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铲除，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腐蚀与反腐蚀、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还相当尖锐激烈。

　　卢万里在贪欲操纵下的堕落轨迹给人以警示，并且再次提醒有关部门要尽快改革投资体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源头上避免此类腐败案件的发生。

　　私欲作祟：捞不到权就捞钱

　　卢万里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农民家庭，是党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曾任贵州省铜仁地委书记、省交通厅长、党组书记等要职，他的堕落，完全是纵容自己内心贪欲的结果。

　　在“两规”期间，卢万里写下了长达23页的反省材料，他自称，“1997年以前（卢于1996年出任交通厅长），我真的一尘不染，听党的话，跟党走，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我奉行了30年。”

　　卢万里自甘堕落，“跳水”捞钱的一个转折点是在1997年。这年贵州省政府换届，有一个副省长的职位空缺。已经调任省交通厅长卢万里认为此缺非己莫属，谁知副省长之位最后却旁落他人，卢万里因此心态严重失衡，转而寻求经济上的满足。

　　正如他在“两规”材料中所写的：“仕途无望，我转向从经济上捞一把，如何去捞，我就是充分利用交通厅长和高开司（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大搞权钱交易。我手中掌握着工程的发包权，承包商和包工头想要工程，就有求于我，这就是我很好的发财机会。”

　　一些与卢万里曾共事多年的人士说，他的这个转折并不太令人意外。长期以来，卢万里的确工作很勤奋，但他勤政廉政的背后渗进了太多的功利，他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其对权力的占有支配。卢万里曾在原安顺地区挂职锻炼，两年的挂职即将期满时，当地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他热情挽留。卢万里对此予以拒绝，说不行，要回去，组织上讲了，让他当常务副专员，他不干，要当就要当书记。此时的卢万里对权力的贪婪已经表露无遗。

　　贵州省监察厅驻交通厅监察室主任张瑞曾说，卢万里担任厅长后，大权独揽，逃避监督。党的民主生活会本来是对厅长及党组成员实施监督的一种方式，可卢万里根本不当回事，刚上任时还偶尔有，后来就每年2次到每年1次，最后不是完全走过场就是干脆不开了。厅里的纪检会也基本不参加，有时连人影都见不着。

　　交通厅综合计划处处长周明中说，卢万里身败名裂完全是咎由自取。卢个人独断专权，狂妄自大，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他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对下属动辄随意训斥，厅机关各处室的人都不愿接近他，敬而远之。而其腐败团伙中的众兄弟，则对他惟命是从，尊称“大哥”。

　　据了解，卢万里一向自命不凡，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在厅机关吹嘘，“贵州没有一个人懂马列，只有我，是通读了《资本论》的”。在交通厅乃至全省交通系统，卢万里充分感受到权力顶峰的自我“价值”，这种体验又成为推动他向更高目标前进的动力。

　　政治前途追求上的失意，促使卢万里开始从经济上寻求补偿。卢万里在反省中写道，“我逐步忘记了思想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以至使我自私、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于是，吃喝玩乐，收受贿赂，从不习惯到习以为常，“以致犯了大罪。”

　　两面人生：工作只为掩盖犯罪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卢万里自然深知犯罪事实一旦暴露的后果，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坐牢杀头。但由于他认为位高权重，贪污受贿又注意防范翻船，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为确保安全，卢万里对受贿收钱有自己独特的行为原则。原则一：受贿对象有选择。第一种是不会被组织上、政法机关注意的人；第二种是生死之交的朋友，相互间不会出卖，比如某建筑公司经理李治安（另案处理），卢与其交往10多年，李曾经去看望当时在地区任职的他时，差点翻车送命。卢万里先后收受他几百万元贿赂；第三种就是他的手下中最知心的，像兄弟一样的下级。

　　原则二：是讲信用，得了别人的好处，就要在工程上给对方回报。所谓盗亦有道，答应的事就千方百计要办到，这种钱收了才不会出事。卢万里的小兄弟薛某就经常对其他人说，放心，“大哥”收了钱肯定会给你办事的。

　　原则三：物色培植收钱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卢万里拥有的赃款，大部分是他长期向团伙内少数几人索贿所得。

　　原则四：收钱必须一对一，不能有第三者在场。据办案人员介绍，卢万里收钱一般不在贵阳当地收，通常是两人讲好以后，同时买机票到机场，在飞机上装着互不相识，到达目的地后才将钱过手。在卢万里看来，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以后的安全，只要双方都不承认就没事了。

　　尽管心存侥幸，但担心罪行败露的恐惧心理却与日俱增。为此，卢万里“拼命的工作，尽量把工作做好，让工作成绩来掩盖我的犯罪事实”。

　　卢万里出任交通厅长之时，正是贵州公路建设大发展时期。应该说，他上任伊始，就扑到了公路建设上。在他的带领下，长达8700多公里的国道、省道改造的“保畅工程”基本完成，贵新、贵毕、凯麻、玉侗等高等级公路也相继建成通车，贵州境内西南出海大通道也如期打通。这中间当然也有卢万里的辛勤。但是，担忧和害怕，越来越如影随形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心病。他为了给自己打气，力图给人一种全心全意干工作的印象，总是到处讲自己跑北京申请项目，协调资金，一年就有20多次等等。

　　卢万里平时除了作风粗暴外，经常上报纸、上电视，工作是那样投入，大家不时从电视上看到他在喧嚣的筑路工地上戴着藤帽指挥建设的忙碌身影。他给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是干工作有魄力，雷厉风行，经常在厅机关见不到影子，以为都去建设前线或跑项目去了。

　　卢万里心里其实很清楚，这种“克己奉公”的包装并没有多大保险系数，必须寻求建立更可靠的安全保障。1998年以后，卢万里先后给刘方仁（贵州原省委书记，另案处理）的老婆和孩子安排了5个标段的公路工程，让他们从中大赚其钱。在他看来，只要将刘方仁这个封疆大吏绑在同一条腐败大船上，才算具备了抗击风浪的能力。

　　正是有了私欲的强烈操纵，表面上的努力工作和原省委书记的加盟，加之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罩着，几者相辅相成，不断助长其侥幸心理，才使他聚敛钱财发展到肆无忌惮，终于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干部选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卢万里从一位勤政廉政的政府官员迅速变成巨贪，并非一蹴而就，说到底还是其长期私欲膨胀的结果。卢万里案件的发生对干部的考察、管理、培养和使用极具警示意义。

　　卢万里本人政治品质的恶劣，理想信念的蜕变，生活作风的糜烂，经济上的腐败，不管怎么伪装，总有露馅的时候。卢万里在任铜仁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期间，人们见其常带着年青女人出入一个名为“银辉山庄”的休闲娱乐场所，遂称该山庄为“淫秽山庄”，当地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

　　在一些与卢万里共过事的老干部印象中，卢万里的确善于作秀。真正有急事需要他处理时，他会避而不见。待机会合适，他就带着电视、报纸等媒体记者前呼后拥地亲临工作一线了。时间久了，大家自然知道了他这些禀性。

　　卢万里如此“心术不正”，为何还能一路高升？一些干部认为，选拔使用干部只有真正做到走群众路线，坚持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管理和监督工作“关口前移”，才能做到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见微知著，及时发现问题。

　　毋庸讳言，卢万里是一位有魄力、开拓性强的“能人型”干部，正因如此，有关党组织对于其“心术不正”的表现，未能及时打招呼，提个醒，反而“一胖遮百丑”，抬着，捧着，才使这类干部小节变大恶，从小腐败变成了大腐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当地一些干部认为，对于“心术不正”的“能人型”干部，并不是不能使用。在工作中除了要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们，关键要真正使管理监督到位，不给他们搞腐败提供客观上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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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体制：尽快改变政企合一模式

　　卢万里贪污受贿案不仅是个人贪欲作祟，也提醒有关部门尽快改变“政企合一”的交通投资体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从1998年开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大幅攀升，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接近10％，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自筹。财政部的官员介绍，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结构里，国家（包含中央与地方专项资金）投入占7％左右，车购税投入也在7％左右，国内贷款40％～50％，地方自筹25％～35％，剩下的为外资或其他投资。

　　交通部有关专家指出，这一阶段，除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高速公路公司管理比较规范外，地方为提高筹资力度，普遍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进行建设，大多数高速公路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主管部门与公司两位一体，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

　　这种管理方式有几个优点：一是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协调和参与，便于项目引资、融资，加快建设进程。二是便于争取高速公路优惠政策。目前国内在建设、管理、收费标准、税收政策等方面，还不具备国外特许公司明确的授权和优惠条件。利用行政职能和手段，有利于对外协调争取政策，减免税收，降低成本。三是有助于向公司化机制平稳过渡。

　　但是，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建设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在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下，容易使地方交通部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些地方交通厅长因此而纷纷落马。

　　财政部的官员分析，地方交通建设项目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投资体制中，担当公路项目建设使命的交通厅官员大都是官商合一，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和项目建设的经营责权。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非常突出。同时，交通行政部门与负责建设的公司多为母子关系，筋血相连，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正是腐败之源。

　　在改变投资体制，实现政企分开的同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制约、监督也是制止腐败发生的必由之路。按国家有关规定，公路建设项目要实行招投标制，但这个制度在失去制约的权力面前形同虚设。如在贵新公路项目上，卢万里担任评标委员会主任，评标委员会人员和专家组人员名单他亲自决定。对专家工作小组资格预审的结果不满意，他认为通过单位太多，可以要求进一步复审。为减少潜在竞争对手，他可以以种种理由随意减掉或增加投标单位，圈进他的意中对象入围参加竞标。投标评审结果要报厅党组复查，最后由厅党组实际上卢万里说了算，评标委员会形同虚设。

　　从交通建设上看，不仅要有行政部门自身的监督，还必须加强体制外的监督，包括专门建立项目评审专家组织、项目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尤其是应该强化新闻监督，从制度层面确保这些投资始终处于公开透明的状态，才能保证其投资过程的公平公正和效益效能，建立交通领域完善的监督体制、对相对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才是铲除交通腐败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