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谷春德

　　提要：儒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它是以民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和基本特征的．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其主要表现是倡言场严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法律平等和公正处罚、反对治心和思想言论自由、爱国和大同世界。这些人权理念对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发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儒家的人权理念具有较大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相当幼稚和朴素，并未形成完整的人权概念和理论体系．大力弘扬儒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人权理念，摈弃其糟粕发展现代人权的基本内涵，加强现代人权理论建设，促进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正呈现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下，研讨“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促进人权交流与合作的需要，是推进新世纪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上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处于统治地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柱石，长久不衰。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创立于1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后经中国历代哲人的继承、补充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极为精湛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囊括了人文精神、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等极其丰富的内容。而在这诸多思想和观念中，尽管未曾出观“人权”字眼，但他却含蕴着独特的人权理念和思想。挖掘这些人权理念和思想，分析中国人权思想产生和发展历程，对推进现代人权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柬倡言“人人为贵”和“人人为本”

　　儒家文化是以人本主义或民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和基本特征的。也是其人权理念和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它的集中表现就是重视人、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贵、以人为本、以人待人、以“仁爱“待人。孔子说过：“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哀公》)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儒家正是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出发，重视民心的向背，关心民间疾苦，维护人的权益。

　　(二)儒家倡言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

　　人权，实际上就是做人的权利和资格，就是人的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便成为人权观念的基石。儒家文化肯定了人的良心和仁性。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讲“人”，而“仁”则是人性的具体体现。“仁”的中心意义是“爱人”，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最高标准。孔子说过：“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而“仁”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强调了仁性的重要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强调普遍地爱一切人。要实现“仁”和做到普遍爱人，就必须“克已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战胜自己的私心，恢复礼的权威。在孔子这一仁性论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良心说。孟子说过：“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告子篇上》)。孟子这里所说的“良心”就是人与生具有的“善良心性”，就是“仁心仁性”，其表现就是“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孟子把“良心”看作做人的基本标志。他说：“无恻隐之心，非礼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

　　儒家文化对人的所欲性和所恶性进行了肯定。在儒家看来，人性必然有所求有所恶，人的所欲性和所恶性从属于仁。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不去之。” (《里仁》)以道决定人的所欲所恶性，就是以仁的准则衡量趋利避恶的行为方式。

　　儒家文化注重良心自由，主张放其良心，尽心尽性。在儒家看来，人除了良心仁性和趋利避恶性以外，还受到后天的习性的影响。孔子相信人依靠良心仁性最终能克服后天的一些不良影响。孟子进一步提出“放其良心”“扩而克之”的发挥良心的仁性实践论。

　　儒家文化还为解放良心尽心尽性提出了一个对人对己一致的标准和原则。孔子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对人对己所以要坚持一致的原则，是因为人由于都赋有趋利避害性，人在主观上是不会害己的。如果进一步以己心对人心，由己及人，则能于己于人两利。因此，它必然成为做人的基本信条。

　　上述儒家提出的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思想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已被全世界学者所普遍认可和接受，并对现代国际人权法产生了重要影响。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等人就曾大力倡导这一思想和原则。英国17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是古典自然法学的奠基者，他提出并阐释了14条自然法原则，他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然法的总原则总要求纳入其自然法理论体系之中。18世纪法国的一些思想家如狄德罗、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等人无一不是推崇这一思想和原则的。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多次强调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格，强调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而存在，国家要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二战后，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和原则，特别是二十世纪末的《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中直接写进了这一思想和原则，并将其称之为“黄金规则”，足见这一思想和原则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

　　(三)、儒家倡言法律平等与公正处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又是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儒家承认良心仁性和人格尊严的平等，必然会要求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儒家强调“据法听讼，无有所阿”。这就是说，无论任何人，只要违法犯罪，都要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惩处。“无有所阿”原则针对的主要是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保护普通人的权益。正如苟子所言：“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荀子·劝学》)。在儒家看来，即便是天子之父违法也不能有超越法律不受惩处的特权。“无有所阿”也就是孔子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坚持的原则。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依法办事刚真不阿的精神为后人所称颂。

　　儒家极力提倡贤人治国和贤良执法。孔子说过：“为政在人”(《孔记·中庸》)“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杜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孟子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足见儒家重视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主张治国必须德法并重。

　　儒家提倡“治国制刑，不隐于亲”。晋国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孔子倍加称赞叔向罪杀叔鱼时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未减。曰义夫，可谓直矣。……杀亲益荣，犹义也夫。”(《左传》)在“治国制刑，不隐于亲”这一法律原则面前，孔于放弃了亲亲的道德原则而推崇法律原则。这表明他的法律面前平等思想是相当突出的。当然，孔子也讲过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这与不隐于亲原则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两个分别涉及不同问题的原则。不隐于亲原则涉及执法问题；父子相隐原则涉及的是举证问题。前者强调执法要不别亲疏，一律平等；后者强调亲属证言的不可靠性。不隐于亲的主体是执法者；父子相隐的主体是举证者。不隐于亲原则同法律面前平等原则相关；父子相隐原则同法律面前平等原则无直接关系，它只是一个人之常情常理和伦理道德问题。

　　儒家主张的法律面前平等的思想还表现在要求处罚公正上。孔子倡言：“不党私劳，不罚私怨’(《左传》)，反对利用法律公报私仇。孟子针对那些“串土地而食人肉”的暴君，提出“善战者服上刑”。儒家主张执法者在定罪量刑时坚持法律面前平等原则，不因人废法，不因人而畸轻畸重，而要罚当过，刑当罪，罪刑相应，明德慎罚。

　　上述儒家提出的据法听讼，无有所阿；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刑上大夫，礼下庶人：尝当其功，刑当其罚等主张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正审判理念的古代表现形式，对近现代法治理念和人权理念影响巨大。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就比较早地倡导法治思想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他说：人人千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人人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下篇，88页。)后来这一原则被正式载入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中。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中也普遍有此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充分体现?这一原则精神。

　　(四)、儒家倡言思想言论自由

　　思想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儒家关于思想言论自由问题的论述同样表达了这一人权理念精神。

　　儒家主张知人知言。儒家认为言论是人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和人与人进行思想交流的基本手段。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可见知人既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儒家文化的一项重要使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颇渊》)就是说，爱人需要先知人；知人需要先知言；知言则需要先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存在。不允许将言论表达出来，便无从知言；不知言，便无从知人。

　　儒家主张法律只能惩治行为，而绝对不能惩治思想言论。儒家提倡多思勤思，以思为乐，以思为荣。言论正确与否，不应作为尝罚的对象。孔子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言论有其独立性，正确与否都应允许存在。儒家提倡“存心”、“存性”、“尽心”、“尽性”，这本身就是对思想言论自由采取保护的态度。

　　儒家特别赞同和提倡批评为政者的言论自由。孔子倡言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就是主张民众议论政治，批评政府。如果为政者的行为都符合仁道的话，民众自然不会去批评他，民众之所以非议为政者，是因为天下无道。为政者对民众的批评应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容忍、接纳和谦逊的正确态度。

　　儒家对为政者的言论持严格限制的态度。因为为政者大权在握，他的言论关系重大，所以需要监督和限制。对普通人的言论也应加以必要的限制。上述儒家提倡的思想言论自由的理念对近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发生了直接影响。17世纪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较早鼓吹思想言论自由，呼吁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神权政治论》272页)政府无权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或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必然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当然，斯宾诺莎也认为，思想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危及统治者的权威，不能危害公众的安宁，不能违反法律。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说过：“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政府论》下篇，35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论法的精神》154页。)孟德斯鸠特别反对以思想言语定罪，反对把一个人的思想或不慎的言词甚至是他做的梦当作大逆罪的罪体处刑。强调“言语并不构成‘罪体’。”(《论法的精神》，198页。)18世纪哲学家康德认为只有一种天赋权利，那就是人与生具有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作为第一代人权的重要内容被载入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l97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中。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有此项规定。《世界人权宣言》和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同样有此项规定，足见思想言论自由在人权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五)、儒家倡吉“爱国”和“大同世界”

　　倡言“爱国”也是儒家人权理念的重要内容。儒家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出发，一方面主张统治者要“利民”、“富民”、“爱民”、“恤民”，统治方法上要“为国以礼”、(论语 先进)、“为政以德”(论语 为政)、“以德服人”(孟子 公孙丑上)、重“礼治’“德治”“人治”、轻“法治”、“德主刑辅”，以巩固封建政权。另一方面又主张树立人民的爱国意识，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为天地立志，为生民文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语录中》)强调整体利益观念，强调“见利思义”、“克己让人”、“修己”、“利他”的社会义务观念，个人对社会，义务重于权利，整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讲求为国家而献身，以一已之私为耻，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只有在整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

　　儒家还主张“为国以礼”、“以礼让为国”，要求各级贵族、各个封建割据小国，互相克制，停止争夺，遵守周礼，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彻底改变分裂和割据状态。

　　人权作为人类的崇高理想和共同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大同世界”。儒家文化中含有深邃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权理念。儒家追求实现的是一种“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企求建立一个人人互敬互爱，人人各得其所的和谐的“大同世界”。这正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人权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主张“讲信修睦”、“和为贵”和“亲仁善邻”，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和“和睦相处”，通过实施仁政和存善养性，使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得以缓和和平衡。

　　上述儒家的“爱国”、“大同世界”和“和睦相处”的人权理念对近现代人权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过去曾激励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而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今天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权的对话和合作，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仍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诚然，我们认为，儒家文化是封建文化，它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既有其精华的一面，也有其糟粕的一面，具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儒家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其出发点是“重君”而非“重人”，表面上标榜“重民”，实则是为了“用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表面上主张爱一切人，实际上他们把人分为“劳心”和“劳力”两部分，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亍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可见，他们爱的是“劳心者”、“治人者”，而极端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尤其是歧视妇女，以达到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孔孟虽然说过“刑上大夫，礼下庶人”，但是他们真正强调的仍然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儒家倡导的“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和“大同世界”仅仅是个理想，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儒家倡言的“人格尊严”、“思想言论自由”。“法律平等和处罚公正”等人权理念相当幼稚和朴素，并未形成完整的人权概念和理论体系。

　　儒家文化及其人权理念之所以存在着封建糟粕和弱点，有些是由于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理论欠缺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造成的。而且，儒家文化及其人权理念归根结底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反映了自然经济的一些特点。我们不应苛求古人。

　　总之，我们要大力弘扬儒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人权理念，摈弃其糟粕，发展现代人权的基本内涵，推进现代人权理论建设，促使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沿着正确的理论轨迹全面健康地开拓前进。

　　（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国际研讨会　2002年10月29日－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