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使沈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城市发展后劲，破坏投资环境，破坏安定团结。这座新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上海的特大工业城市，在经历了多年的挣扎后，又一次摔倒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气喘吁吁，颓势尽显。
　　从“一府两院”的“一把手”到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建委主任、烟草专卖局长、国资局长……一个又一个要害部门逐一“陷落”，迄今已有16个“一把手”被立案审查或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一场廉政风暴，反而严重打击了人们对政府、对司法的信任，沈阳市为腐败付出了始料不及的代价。
对于腐败给这座城市带来的耻辱，人民在表达他们的愤怒的时候充满困惑与不安：沈阳怎么能让人称为“贼窝子”呢？这曾经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一座曾经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城市，如今在“人人喊打”的尴尬里，几乎不知所措地苦捱着多事之秋。　　
　　沈阳，这座最具中国传统工业精神的城市，它首先是一座实用主义的城市。有笔直的大道，有计划出来的等级结构，有通过工业生产繁衍的城区，有亟待救助的接近20万失业、下岗的产业工人，他们不仅要做“吃饱了饭的人”，他们曾经期待着慕、马上任伊始许诺过的“幸福时光”。然而四年以后人们发现，他们努力劳动的成果几乎被腐败蛀空，虽然到2000年，沈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0元，统计口径说比1994年增长了75．2％，但把这个指标放到全国范围去看，已经是明显落后了。如此一个特大城市，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119．1亿元，财政收入60．2亿元，还不足以偿还市政府所欠工程款。
　　慕马腐败案的危害，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沈阳经济秩序造成的严重破坏上。沈阳市委一位官员讲道：“一些善良的、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的人认为，慕绥新、马向东还是为沈阳做了一些好事的，但事实大大出乎他们的想象。由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改革尚不到位，政府部门还掌握着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大量权力，慕马等人带头将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和权力运行中，他们在大的工程立项招标过程中，批条子、看情面、讲裙带关系，让权钱交易在沈阳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三只手的作用。结果是，一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合格工程，另一方面，许多有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却在不公平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就严重阻碍了沈阳经济的健康发展。”　
沈阳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与委员们对慕绥新、马向东大搞城建工程进行彻底清算并给予根本性的否定：从本质上说，慕马不是给人民办事，而是在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往自己的腰包里装填钱财，慕绥新的主要“政绩”是使沈阳摘掉了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世界银行出人意料地把沈阳列入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他本人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当他的腐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时，这所有的光环都变成了嘲讽。　　
　　陈政高市长算了一笔账：沈阳市近几年批租土地3300万平方米，其中1800万平方米是无偿划拨，1500万平方米是有偿转让，收到的转让金总共才7000万元；而大连转让的土地比沈阳少得多，得到的转让金却是17亿元。沈阳市政府尚欠工程款75亿元。　　
　　在慕绥新造成的如此惊人的损失背后，是社会保障资金没有到位的严峻的现实，十几万下岗的产业工人生活得不到保障，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腐败使沈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了城市发展后劲，而且破坏了投资环境，破坏了安定团结。这座新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上海的特大工业城市，在经历了多年的挣扎后，又一次摔倒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气喘吁吁，颓势尽显。　　
　　慕马是这场反腐败斗争中当然的“输家”，但最大的“输家”却是沈阳这个城市。
　　沈阳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最重要的议题是：反思。然而，所有的反思似乎仅仅集中在这样一个焦点之上：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弃之脑后，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私欲恶性膨胀，直至恶性违纪、违法。
　　仅仅如此吗？
　　慕绥新、马向东等何以能权倾一时？何以能大搞权钱交易？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掠夺大众，仅仅是监督不力吗？　　
　　应该说，沈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间，陷入了许多东欧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早期市场经济”的泥淖中，权力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被吴敬琏称为“坏的市场经济”，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去甚远。沈阳的腐败是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产物。　　
　　慕绥新上任之时（1997年2月），正值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脱困，而沈阳能否搞好国企脱困工作，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慕绥新高喊着“奋力攻坚，务期必达”，提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机制转换相结合、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调整与转换，利用制度变迁时规则不甚严明、程序不够公正的漏洞，大肆中饱私囊。　　
　　分析沈阳市的社会资本构成，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国有资本的比重过高。1997年慕绥新上任时，沈阳市的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接近70％，但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仅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8％。从不同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业中国有资本比重高达99％，建筑业中国有资本最低为51％，其他行业中国有资本的比重达到63％。国有资本比重过高，难以避免地造成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过分依赖国有经济。当国有经济增长乏力，沈阳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　　
　　当时800多家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有国企。国有工业企业的实有资本占全部工业企业实有资本的59％以上。即使一些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木材加工等）中，国有经济也占有相当比重。由于国有资本分布太广，不仅造成了国有经济分散，难于管理，而且导致产业规模太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沈阳全部国有企业的总资产760亿元，其中所有制权益仅260亿元。据有关部门估算，扣除各项非生产性资产，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本不到120亿元，如此平均，每户国有工业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本还不到1500万元。由于先天不足，难以对国有资产进行高效率的管理运营。慕绥新们曾针对沈阳经济缺乏活力的状况，提出适度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减少现有国有经济比重的政策取向，并称要以此作为“三年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腐败者利用了国企的困境，利用了机制性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转型时期，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国有资产以自肥。
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没有真正明确，造成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无人过问。在沈阳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往往不是从国有资本最大化的原则出发，从而为权力资本支配留出了空间。
　　名义上，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管理国有资本，实际上国有企业是由为数众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管理，他们画地为牢，阻碍资本流动。产权虚置，直接造成了国有资本的流失，给权力拥有者提供了寻租腐败的机会。　　
　　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沈阳经济增长缓慢，主要经济指标与其他同等级别的城市差距拉大，但政府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却高出其他城市，每10万居民火灾发生比例占全国第四位，表明政府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低下。整个沈阳，与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系列基本矛盾，比如资产存量凝固化与市场供求变化的矛盾，投资膨胀与效益下降的矛盾，实物管理与社会经济活动市场化、价值化、货币化的矛盾，负债率高与资金紧缺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在改革伊始被回避、被淡化，在调整中失去了程序的公正和起点的公正，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游戏规则，“最终导致我们对慕马坐观其大，损失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为沈阳腐败负责呢？谁来为转型中的沈阳找一条高效、正确的改革路径？沈阳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门前摸索。
　　万幸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会越高，甚至会把自己永远锁定在这条路径中。
　　有人说，沈阳前一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对官场进行了一次“刮痧”。而以工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市民们，对这次“刮痧”寄予了外人难以体会的厚望，他们在想：沈阳何时能如领导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真正建成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来源于《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