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孙玉祥

　　如梦如幻的大唐盛世

　　就大众文化而言，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风骚，席卷天下的主力，非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莫属。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好象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以前仅闻其名不见其实的广东，以其不可一世的生猛势头进入了自己的生活，广东的大众文化也一扫南风不竞的弱势成了最为抢眼与富有活力的“新文化”，成功地占领了中国文化市场。我们不妨对这一广东文化界提起来至今犹津津乐道的历史稍加追溯。

　　先看生活日用。这方面，八九十年代年来的广东可谓出尽风头，无论大江南北，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广东产品。丹麦未来学家，《梦想社会》的作者罗夫·钱森认为：“当我们购物时，事实上我们在商品内寻找故事、友情、关怀、生活方式和品性。我们是在购买感情。”人们对“广货”的选择，其实也就是对广东文化的选择，对广东故事的选择，对广东感情的选择。广东经济的北伐，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的北伐与观念的北伐。

　　大众文化另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所谓“饮食文化”。在广东各地不难看到，拖家带口的老老少少一大早就把一个小小的乡镇茶楼弄得人声鼎沸、人满为患，那种热闹，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热闹；那种富足，是真正属于民间的富足。大众化的“大排挡”更是“南国一景”。以广州为例，居民在各大城市饮食方面的消费水平长期居全国之冠，赢来了“美食天堂”的声誉。“粤菜”借着这股东风吹遍中国，成为档次最高、身价最贵的“中国第一菜系”。由于粤菜的北伐，那种广东人特有的“什么都敢吃，敢为天下先”、“食头箸”、追求“生猛”的文化理念也随之走遍中国深入人心。

　　说到文化，我们还不能不提到文化的载体--“语言”。粤语因其难懂难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可曾几何时，这种语言一下成了最流行、也最尊贵的语言：人们争相模仿，以至于诸如“打的”、“买单”、“派对”、“拍拖”、“跳槽”、“炒更”、“炒鱿鱼”等进入普通话，成为时髦用语。粤语在中国的横行，不可避免地将广东文化传送到全中国——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内核！

　　内地人一提到广东文化，首先想起的恐怕还是八九十年代的广东音乐。那时广东成了中国原创流行乐的发源地；1990年代的广东流行乐坛更像一场如梦如幻的嘉年华：中唱、新时代、白天鹅、太平洋等四家唱片公司都居全国领先地位，陈小奇、李海鹰、许建强等幕后音乐人才思泉涌，杨钰莹、毛宁、李春波、甘苹、陈明、林萍等歌手风靡全国。基于此，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是广东的大唐盛世，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乐坛俨然成了中国乐坛的中心。

　　当然，说到那时广东大众文化的发达以及它在全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要谈的还很多：比如，广州是全国广告策划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制作水平、策划能力领先全国，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广东传媒业是全国市场化转型最早、最成功的地区，全国平面媒体广告营业额的前几名，几乎都是广东媒体；电影电视空前活跃；报刊杂志一枝独秀……

　　但，我们还想谈一谈文化的核心：观念。

　　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是广东人首先提出“时间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广东人首先提出要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是广东人首先打破常规，重奖有贡献的科技人员，用行动宣布知识就是金钱；是广东人首先允许科技人员自由流动，实行了人的流动自由和合理欲求的自由。这些观念的更新，成为中国新时期思想改革的的重要内容，而写入了当代中国思想史。

　　回顾广东二十年来大众文化的蓬勃与飞扬，我们也许多少可以承认学者们的断言：“相隔半个世纪，广东由南向北发起两次北伐。军事北伐并未能彻底改革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的命运，而文化北伐则以其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整个中国。”

　　除了指出这十多年来，广东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独步一时外，我们更该做的也许是探讨这种现象后面的原因，分析这种潮流的动力。

　　首先，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广东文化的发扬光大，得益于十多年来它所独享的政策优势。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全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是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当然，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广东人拥有将政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文化优势的原创力——外因毕竟还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譬如，在中央给了广东“特别通行证”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进一步提出在当时看来是石破天惊的各种观点：“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宽松”；“如果事情没有明文规定，就可以干；如果事情是允许的，就应充分利用”；“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排污不排外”。没有广东人这种敢为天下先，将政策用尽用透甚至用过头的“拼命三郎性格”，政策优势也很难化为经济硕果与文化鲜花。

　　其次，我们还应该强调的是地缘优势，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不可能对世界敞开大门，而只可能在南边向可以作为西方世界窗口的港澳尤其是香港打开一扇“南风窗”，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使广东无可争议地成了改革的第一波排头兵与弄潮儿。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地处南海，广东人自古有漂洋过海四海为家的传统，所以广东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侨胞最多的省份；这对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弘扬文化，都具有了其他省市难以抗衡的优势。所以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较早、较快、也较多，一些从西方或港台引进的娱乐形式，首先在广东省流行，随后传播全国。其二，从历史层面看，广东自古就偏于一隅，距政治中心北京可谓千山万水，广东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精神因此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对此，易中天先生曾生动说明：“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不停地在说话。”换句话说，“天高皇帝远”带来的结果是“天高任鸟飞，帝远凭人行”，广东人因此得以在一个自由空间里施展拳脚展示抱负，从而完善并创造出一种富于活力充满生机的岭南文化。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最后，还有精神的原因。李泽厚先生在总结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时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讲究“实用理性”的民族，这一点，在广东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CI与品牌营销专家钟健夫就指出：珠江流域的人比较实在，他们喜欢做事，不太愿意说。当然，如果说了就能得到很多好处，他们肯定愿意说。问题是他们干的事许多是说不清楚的，说清楚了可能就不能做了，因为做的事情属于试验性质，内地或者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说了就可能被禁止。选择不说是最明智的。也就是这种不管黑白，拿来就用的实用态度，使得广东人在这场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抢占先机一步到位，不但使经济迅速腾飞，也带动广东大众文化飞跃发展，成为翘楚。

　　八九十年代的广东大众文化，就是靠了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记得当时有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朋友，曾有这样的高论：研究中国文化，你会发现它有这样一个发展轴：千年内，它以黄河为中心；百年内，以长江为中心；而近十多年，则以珠江为中心。广东，真能成为中国新一轮文化--起码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中心么？

　　坎坷今日

　　历史似乎还不能提供这样的答案。九十年代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我们看到了广东文化尤其是广东大众文化落败的迹象。

　　先看看流行乐坛这一块：如学者所言，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粤三地的角色正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渐趋衰落。近年来的流行乐坛上，几乎很难看到广东歌手的身影，很难听到广东音乐人的原创——这与十年前那种“一曲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代师”的盛况比起来，真不啻天上人间！

　　再来看看文化中的“无烟产业”——旅游。从2000年起，广东旅游业旅游总收入连续3年超千亿元；但广东“旅游大省”的形象并未深入人心。老百姓说起国内的旅游胜地，广州、深圳乃至任何一个岭南城市的名字很难出现。这主要是由于广东旅游业缺乏“定位”，缺乏“招牌”。对比京沪，劣势一目了然。北京和上海所分属的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为这两个城市的旅游资源规划了良好的文化背景。作为城市文化的名片，旅游的欠缺直接代表了文化的欠缺。

　　再说广东人引以自豪的粤菜。什么都敢吃导致过量捕杀，过量捕杀导致野生动物资源枯竭，以致目前餐桌上大量的野生动物只能由老挝、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进口。这种“食文化”在“非典”之后，遭到了空前质疑——虽然还不能断定“非典”病毒就来自于广东人爱吃的果子狸，但其与野生动物有联系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指出：滥捕滥吃野生动物这种完全有违现代文明的陋习格外令人触目惊心、不能容忍。“先行一步、已经富裕起来的广东人，理应在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提高，与现代文明‘接轨’，摆脱蛮性的遗留，从而向世人展示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是文明的，有教养的广东人形象。”但一旦失去野味，广东的“食文化”究竟还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就不问而知了。

　　出版与影视也不如人意：袁伟时教授最近就指出：作为现代文化盛衰标志的出版业，广东至今仍是落后地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也谈到：从1996年起，他在广东电视台策划和主持《每周一书》节目，在节目中很早就推荐了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甚至海德格尔，而且在王小波去世的第二天就郑重地做了他的专辑。这证明广东人不是不读书的。可惜我们要自谋资金来拍摄，几年以后还是没有找到足够的资金运营。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不断地扩大，但广东的电视媒体几乎忽略了这一群体。

　　广东文化的发展，人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在今天，广东人才的流失已是有目共睹。著名实验戏剧导演牟森，抱着自己的理想从北京来广州，最终扫兴而去，仅仅因为缺20万元排戏。在广东从事写作，更是如同在北大荒垦荒。CI与品牌营销专家钟健夫就指出：显然，广东不具备挽留人的因素，操纵写作者的机构永远都是一张冰冷的面孔，上层建筑更关心的是这些城市的水泥构架。

　　…………

　　有人指出，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传统文化是经由许多代人才逐渐形成的，而流行文化可能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流行文化的快速变化必须有一种动力推动，这一动力就是市场利益驱动。投资商看中某种消费潜力、消费趋势就投资，该投资需要一种造势，使人们形成对于它的注意力，以此形成一种大众消费趋向。总的来说，流行文化属于商业文化范畴。广东大众文化的退潮，或许就因为它属于这种只能引领风骚三五年的“流行文化”？但无疑，背后还有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与规律在起作用。

　　首先应该看到：一方面是中国加入WTO，广东的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不复存在；再加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经济一落千丈，直接影响到广东的发展。随着面向东北亚日本、韩国开放的京津鲁的黄河三角洲和面向太平洋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振兴，广东在文化方面，确已风光不再，且前途堪忧了。

　　不过，我们更应探讨的是内因，是广东人深层的心态与价值取向对于广东文化发展的影响。

　　前面我们提到：广东在改革开放前十多年，靠“实用理性”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正是这种实用理性的拖累，使今日广东渐露颓势。过分注重实用的心态给广东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妨做点简单分析。

　　第一，过分注重感性实用的通俗文化的张扬，必然导致对理性深刻的精英文化的蔑视与放弃。翻译家傅雷说过：没有肉体的宁静，就没有思想的深刻。反过来说：肉体的喧嚣，必然带来思想的浅薄。对这种缺失，广东学界有很清醒的反思。比如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雷铎就指出：务实的精神即快速反应和实用为上的精神；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近见”，更需要“远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文化的前瞻性，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有赖于此，广东文化在“务实”的同时是否也必须有得当的“务虚”？广州市社科院院长李明华也指出：历史上广东偏处一隅，文化的地方性十分明显。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偏重于实用性、娱乐性，主要是一种平民文化和世俗文化，略缺深刻的人文精神、审美意蕴和批判意识。而且广东一向有重行动轻思想的传统，因而对学术文化的态度相对淡漠。但思想文化、学术文化，往往标志着一种社会文化的深度和高度，具有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它是独立于政治与商业之外的，具有批判社会的实践能力，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航向标。近年来京沪文化发展十分迅速，与其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实力不无关系。广东的文化建设，从建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意义上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民俗的、大众的文化表面，忽略作为主干文化存在的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政府应从战略的长远的社会发展的高度审视，从资金、人才、政策等多个方面创造良好的环境，全力扶持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努力争取岭南学派的学术文化在全国地位的提升。这才是广东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庄子说“其水积不厚，则其负舟也小”——如果说大众文化是“舟”的话，那高雅文化就是“水”。很显然，广东的精英文化在全国难称一流，这也决定了广东大众文化在喧嚣一时后的落败与寂寞。

　　第二，感性的泛滥还导致了文化经营理念上的短视和享乐主义盛行。“在广东的文化市场上，70％-80％的音像制品是盗版的，80％-90％的软件制品是盗版的，书刊也有40％-50％是盗版。”这是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版权局助理巡视员刘板盛给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更为可虑的是：这些音像制品各类书刊大都不够健康，甚至可以说是一堆文化垃圾。有人写了一篇用书名、录像名和文章标题串连起来的文章，题目叫《不敢上街》：

　　“忽一日，街上全成了《女人市场》、《黄色娘子军》。有《女性人体》、《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女性的目光》、《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路》、《女人的奥秘》…… 我不敢看。不过，又想《里里外外看女人》，何况，还有《少女的自述》呢。我还是看了，这才知道，《女人不仅仅是女人》，还有《裸女》、《魔女》、《浪女》、《修女》、《飘零舞女》……忽然，那边爆发了《淫窟肉搏战》，出现了《黄色大淫乱》，……我拔腿就跑，我再也不敢上街。”

　　从中不难可以看出富起来了的一部分广东人在感性生活中的沉沦。还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这种现象：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广东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中，90%的卖淫女是外地人，90%的嫖客是广东人。由于没有终极目标，一旦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而发了财，许多广东人便从此放弃努力。珠江三角洲某些工业和房地产业发达的区域，人们不求上进，而醉心于声色犬马之享受，乃至坐收房租，甘当“二世祖”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富庶地区由繁荣走向衰败的现代演示。有学者说：“20年后，广东人在本土上将为湖南人打工”。话虽偏激了点，却不是全无根之谈。

　　第三，只有思想萌芽，没有思想成果。感性的东西总是浮在表面而很难深入下去，所以在文化上，广东人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却缺乏深入分析、将问题上升为思想成果的意图与能力。比如说，市场经济最先在广东出现、发展和完善，但我们却至今不能看到一部由广东人撰写、具有国家或国际水平、全面论述广东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理论著作。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雷铎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穿堂风”现象。“喝头啖汤”无疑是聪明的，从经济领域上说，也是见效最快的；但文化不是“速食鸡汤”，而是“百年老汤”。新观念从广东“穿堂而过”，首先飞到广东的“王谢堂前燕”，却纷纷飞入他乡邻里间，这是广东文化积淀能否厚实最令人担心的一点。

　　第四，由于经济上的成功，自我感觉良好，还间接培养出了广东一些人的自大，唯我独尊，看不起外地人，也缺乏包容异见的雅量。

　　当然，除了外在的天时地利和内在的思想文化等原因外，广东今天大众文化的退潮还有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原因不限于广东，所以略去不谈。

　　希望不死

　　应该说，广东人对自己现在的文化现状与深层原因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且，他们对文化的重要性也有明确态度。比如，著名岭南文化研究学者黄树森教授就说过这样的话：“经济与文化，是情侣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是船，文化是浮力，浮力越大，船的载重力越大，文化的较量是最终定输赢的。”与内地相比，广东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收入水平较高，居民的文化消费倾向较强，文化活动参与度较高，自发的文化组织遍及城乡各地。广东的文化设施硬件建设也是其他省市难以企及的。最近，广东省领导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态度决定一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大众文化的再度繁荣发展，是一件可以希望的事。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们期望着这一天。

　　（《中国改革》杂志社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