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海内外炎黄子孙数万人聚集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新落成的祭祀大殿前，以“九鼎八簋”的传统礼制及浩大乐舞等祭拜轩辕黄帝。据悉，今年黄帝陵祭祖有两大变化：一是首次采用国家祭祀规格，遵循古代以青铜器作为黄帝祭器的传统；另一则是首次采用“民间主祭人”的形式，增加了祭祖的全民性。

　　毫无疑问，祭黄陵的意义，在于表示我们“不忘本”。将祭黄帝陵提升到国祭的规格、增加“民间公祭人”等，则表达了同祖同根、官民共祭的意愿与诉求，扩大了祭祖的广泛性。

　　不过众所周知，关于黄帝时代的历史，其实是遥不可考的上古“神话史”，而且神话中记载最后黄帝亦是乘龙上天，成了神仙。但这并不妨碍将轩辕黄帝公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进行歌颂与祭拜。无论东方与西方，不同文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祖先崇拜”的现象，而且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早熟的民族来说，祭拜黄帝陵其实更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内涵。

　　有史所载的祭黄帝陵，最早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曾经亲自或派人祭过黄帝陵。

　　由于在中华民族的传说历史族谱中，正是轩辕黄帝通过联合炎帝进行征战，最终建立起了第一个“中央有共主”的国家形态。于是封建朝代的统治者们祭拜黄帝陵，其实是要公示皇权正统、天命所归，而在那个时代，也只有统治者或其代表，才能以正式仪式祭拜黄帝陵———搞得好像黄帝只是皇帝一家的祖宗似的。

　　进入近现代，由政府祭拜黄帝陵的传统依然得以承续：1912年，孙中山自撰并书写了祭陵词，委派15人祭黄帝陵代表团祭陵。1937年，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更是亲自撰写祭文。

　　这些精英人物与政治团队祭黄帝陵，显然具有鲜明的使命意识特征：1912年孙中山撰祭词，正值武昌首义成功，两千年帝制终结，中华民国肇始，中华民族面临全新的历史征程；1937年国共两党共祭，又正是日寇侵我国土、山河破碎、两党捐弃前嫌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时刻。

　　而如今，在历史又翻过一个世纪的页面之后，对于中华民族共祖的祭拜，出现了官民同祭的新形式，其实是颇具历史深意的一个表征：我们现在知道，封建王朝祭拜黄帝陵，是一番先验主义的名堂———证明自己家天下的合法性；而近现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祭拜活动，也富含强烈的政治意味。经过现代精神不断的洗礼，权力的来源已经被彻底去魅———去除掉了权力背后的神秘基础，新的政治文明因而勃发：权力既然不是先验的，便只能往人民群众中寻找基础。而经过百余年的困苦磨难，中华民族也摆脱了各种不利的生存环境，步入到一个相对乐观稳定的发展时期。于是，祭拜黄帝陵的价值，也必然要日益从政治功能回归到祖先祭拜的精神功能上来。

　　祖先祭拜的精神功能，归于一点，正在于告慰先祖，后人昌盛，由此获得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深度与前程广度。 本报特约评论员余少镭相关报道见今日A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