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西安彩票案终于有了新的进展，当时的所谓“发行主管”、实际的个体承包商杨永明和两名相关人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虽然在法院正式审理宣判之前，还不能确定杨永明等人就是这次彩票事件的肇事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官方对此案的判断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彩票发行过程中的漏洞和发行方的责任，已经进入官方的视线。这当然是积极的变化，因为此前媒体沿着获奖者刘亮造假的线索进行的调查，发现了太多的疑问，并自然地把怀疑的目标转向了彩票发行方。而混乱失控的私人承包和疑窦百出的发行过程，更强化了这种怀疑。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公正、公开的调查审理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公开交代，则不但让人对彩票业失去信任，也会就此对政府信誉和社会公正失去信心。

　　作为博彩形式之一种，彩票业得以存在的所有理由，都维系于信誉。无论公私，博彩业存在的基础就是公开的规则和对规则的严格遵守。如果失去了规则和信誉，博彩业就不再是至少具备形式公平的博弈和游戏，而是成了公然的诈骗和抢劫。

　　自中国恢复彩票业以来，一直由政府设立专门部门进行垄断专营，并同时大力打击由私人发行的各种“私彩”。而政府采取这种做法的初衷，只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担心“私彩”可信度太低，可能给彩民利益带来损失，因此以政府信誉保证彩票发行的公正合理；二是政府认为彩票发行是一个有巨利可图的资源，因此决定利用政府权力垄断经营以独享其利，并将其用于可使社会普遍受益的公益事业。

　　但是，西安彩票事件却充分暴露出在彩票发行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政府信誉被廉价出卖和滥用的现象，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给政府信誉带来巨大损害和危机。

　　分析西安彩票案，其实质是以政府名义设立的体彩中心，向承包发行彩票的杨永明等人廉价出让政府信誉，而杨永明则以损毁政府信誉为手段，以获得个人私利。在这里，承包给个人的彩票发行已经与“私彩”无异，政府信誉反而为“私彩”的失信行为打了掩护。而且由于所谓承包发行是承包商明确的牟利行为，使政府实行彩票专营的目的也变得可疑起来。

　　彩票案曝光后，陕西省体彩中心的某位主任曾经表示可以“用头担保”彩票发行方不存在造假行为。所幸现代法律并不以当事人的赌咒作为刑罚的依据，否则这位主任就得为自己脑袋的去留操一操心。不过即便这位主任的脑袋暂时无忧，我们也有必要提醒他知道，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一系列法律、政治制度之上，政府必须始终如一地严格遵守这些法律、制度，以取得公民的长久信任，才能保证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不被破坏。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某一官员的脑袋或所谓“人格”，都起不到什么担保的作用，而他们的违法行为对政府信誉的破坏，倒是迅速而且高效的。

　　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我们当然就只有等待。惟一还需要表达的是，希望司法介入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事态而给舆论的一个“交代”，而是切实地追究和清理。再结实的政府信誉，也经不起再来几个彩票案的恶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