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见习记者 曹海东

　　她是1999年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的获得者，她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

　　“汪永晨身上有一种力量，说不清楚是什么。”2004年4月6日晚，在沈孝辉堆满书籍的屋子里，他突然冒出一句话。

　　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一个积极的环保主义者，多家环保NGO成员。以汪永晨绿家园等为首的环保NGO在怒江大坝上所付出的艰辛，只有像沈孝辉这些经常和她在一起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她是工作狂，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沈孝辉说，“有一次，我和汪永晨开玩笑，我如果拿出给汪永晨十分之一的干劲儿，早就‘爬’上去了；没想到汪永晨说，她只要拿出自己二十分之一的干劲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早‘爬’上去了！”

　　“汪永晨很有趣，太感性了！在怒江采访时，她会那么开怀地哭！”云南大众流域的于音说。

　　第一次见到汪永晨是在“情系怒江摄影展”上，她说自己在环保NGO面前是好汪永晨，可是在那些力主建设怒江十三级水坝的人那里，她马上就变成坏汪永晨了。她搜集了很多媒体关于怒江大坝、怒江摄影展的报道，“要好好保存起来”！

　　记者与汪永晨的几次访谈，全部都是在晚上。

　　一次是在4月1日，她在贵州出差，通过手提电话，可以隐约听到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爬行的声音。“晚上等我做完节目，你给我打电话！”

　　另外一次是4月9日，她从贵州回来的第二天，约好晚上10点钟采访，第二天她要去内蒙古。

　　而当时记者并不知道，她回来从踏入门槛的那一刻开始就在不停地接电话，布置怒江摄影展在高校里的活动，“那些孩子现在还不懂，我得好好教教他们！”记者更不知道的是，当时她回来后就一直在发高烧，她笑称自己是“发烧友”。只有在采访中不断的咳嗽说明她有病。

　　那天晚上采访完已经深夜12点，她说自己还要赶一篇关于怒江的文章。

　　她自嘲地解释：属马，生性喜东奔西跑并乐此不疲。

　　边缘人

　　汪永晨说，她是一个边缘人，她只想做环保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她没有专门的节目，“人家谁要我，我就给人家去打工。”

　　但是她很乐观，“也许养家糊口是重要的，但我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没有那么强的挣钱欲望，台里只给工资条上的1500元生活费就足够了。”

　　汪永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个环保“发烧友”，发烧的起因是1993年的青藏高原之行。那次她从西宁到格尔木，沿途碰上无数淘金者。淘金者在青藏高原淘金，不但严重地破坏了植被，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也都成了他们枪下的猎物。

　　汪永晨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记录了青藏高原对她的感触：“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可也是那次，我还看到了裸露的秃山坡，遍地的珍稀动物遗骨，它们的血，一滴滴地印在了小溪边的砾石上。我曾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我就跑自然保护区了。要把自然保护区的美和它存在的意义告诉更多的朋友，同时也要把自然被我们人类糟蹋的样子让更多的人看到。”

　　另一个影响汪永晨的是江苏徐州睢宁县一个乡村小学的朱以勋校长，朱在1997年以最高票获得首届中国环保“地球奖”。

　　1994年，汪永晨听到朱以勋“卖面买受伤大天鹅的故事”。虽然最终天鹅还是死掉了，身体里有六颗子弹，但是朱以勋把天鹅做成标本，带着全校的孩子们，从田间地头一直走到县长办公室。一路走一路向人们诉说：大天鹅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1994年7月汪永晨用朋友给她的一万元把睢宁县那个乡村小学的30个穷孩子和10名老师请到北京来，亲自让他们讲述爱鸟的故事。

　　汪永晨说，她很在意的是生活要快乐，这种得到的快乐是没有名利的快乐，是相互的关爱，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的快乐！

　　绿家园

　　关于绿家园，关于怒江，汪永晨有说不完的话。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活动。据说，“绿家园”这个名字是汪永晨在骑车上班的途中灵机一动想出来的。绿家园的宗旨是“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

　　1999年汪永晨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后，她将2万元人民币奖金全部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了“绿家园教育基金”。

　　2000年夏天，绿家园记者沙龙正式启动，一个月一次聚会活动。汪永晨告诉《经济》杂志，他们绿家园记者沙龙邀请学者、官员都是不给报酬的，有时甚至连打车费都不给，但还是有好多专家学者愿意来。

　　汪永晨说，正是记者沙龙的出现，使实际环保行动可以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民间环保组织才开始发挥推动力量。“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一般记者沙龙中的人都是双重身份，既是记者或环保官员，又是一个环保志愿者。在《绿家园之窗》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我八小时以内是环保官员，八小时以外，我是一名环保志愿者。”

　　2002年绿家园记者沙龙和中国青年报“绿岛”联手，记者沙龙的规模继续扩大。2002年冬，绿家园志愿者合唱团正式成立。

　　环保NGO基本没有资金来源，汪永晨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办公室，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但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主要是靠志愿者的热情、智慧与意志。汪永晨说，一般做项目的时候都是自己垫钱。现在状况要好一点，可以申请到国外一些基金会的支持。

　　怒江之结

　　在一件事情上，一个人大哭，这个人应该是付出太多或者是受了莫大委屈。

　　汪永晨说自己在反对怒江大坝上马的过程中哭过好几次。在怒江丙中洛哭过，那是喜极而泣；香港哭过，那是伤痛的哭。

　　2003年12月，汪永晨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当时一位听了汪永晨讲座的香港记者给她发来一个云南的报道，其实那个报道是2003年8月16日登载在《云南日报》上的一则的报道，称云南正式通过十三级水电站开发。

　　“我当时看到的这则报道是12月17日，没有注意到报道中的8月，还以为是12月16日的报道。当时我就一下子冲到长途电话旁，马上拨通环保总局的一位朋友的电话。” 汪永晨说当时她只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起码也不应该是十三级了吧？怎么现在报道的还是十三级？”当时一边给环保总局的这位朋友打电话，一边就哭了起来，“办公室其他人都很惊讶地看着我。”

　　“他们已经答应不搞十三级开发了，说肯定要修改，怎么能这样无视我们的存在呢？”当汪永晨再次在她那间闪烁着柔和灯光的书房里向记者讲述当时她在香港的感受时，眼角又闪现了泪光。

　　最后环保总局的朋友查阅后非常肯定地说没有这么回事。“我就那样哭了，也许我太爱怒江了，太不希望她被破坏了！”

　　汪说以前她不知道自己在怒江做的事情能否成功，现在依然一样，毕竟十三级水坝只是暂时搁置。

　　采访完结束的时候，已经是4月10日凌晨，告别之前，汪永晨递给记者一本《绿家园之窗》。

　　“要义卖啊！10元！”“我喜欢宰熟人，这次就宰你了！”

　　随后，她带上眼镜，在一个义卖收入本上记上了这笔“收入”。（请见《经济》杂志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