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今报关注的“付妈妈儿童村事件”已经是越走越艰难，给社会慈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像当初《南方周末》报道“胡妈妈儿童村事件”时一样。有人说，这是由于缺乏监管所致，但民间慈善走到今天，有它独特的生存环境，绝不是简简单单归结到不作为层面了事。联想到最近很热乎的“中国慈善富豪榜”，我们有理由相信，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我们的老话题———制度建设。

　　这不，据昨天《北京青年报》报道，由于资金困难等原因，被誉为“民间慈善家”的严帮国关闭了其投资500多万元、目前成都惟一一个走失老人呵护站。人们敬佩这位被称为“唐僧肉”的企业家的义举，更为一所民间福利机构的夭折而叹息。

　　两起事件也给政府与社会提供了新视点，社会救助的“安全网”由谁架设？该怎么架设？

　　最近，世界银行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的惊人成绩，但也对1999年基尼系数0.437所反映的收入差异扩大的状况深表忧虑。数据的背后，正掩映着困难群体那一张张等待救助的焦虑的脸。与任何一个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前行的国家在经济起飞初始阶段碰到的问题相类似，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亟待强化。

　　让我们看看经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西方社会保障经济理论不仅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实施社会保障，而且还主张国家应通过立法来保证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各国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比如1572年英国开始征收“济贫税”，并于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美国的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案》，1935年则制定了《社会保障法案》，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国家从理论到实践都确认一个普遍的社会救助（或称公共援助）制度，它像一张“安全网”，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因为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生计断绝时，不至于陷入无助的陷阱。这对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意义尤为重要，可以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社会措施之一。纵观一部社会保障发展史，我们更可以认识到，社会保障的方式应该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社会救助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比社会保险来得更为重要。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并引起激烈的社会变迁的今天，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随着国家调控手段的不断强化，我们必须而且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普遍的社会救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社会救助这张“安全网”认真设计、谨慎安装，以使其能够真正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基本生活起到“保底”的作用。因此，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各地政府应承担起接受或者政策扶持“民间慈善家”们自发形成的民间福利机构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我们希望能从成都走失老人呵护站的重新开张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