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情人节的前一天，在杭州打工的浙江衢州青年邹庆丰做了一件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的事情：在杭州的闹市区举起大幅征婚广告牌。

　　邹庆丰在牌上写着：我想成个家———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所有爱着我的亲人，可是时光匆匆飞逝，我就是没有寻找女朋友的渠道，我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做泥水工六七年了，工地上没有女工，观念开放一点的工友到舞厅里找女伴，其他的回老家相亲找老婆，我真是着急了。”29岁的邹庆丰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我妈去年因高血压突然去世了。她本来准备第二天去拜菩萨，问问我的婚姻的……”

　　邹庆丰在广告牌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数小时后，他接到了几个电话。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外来务工青年中，像邹庆丰这样寻找“另一半”的毕竟只是少数。

　　“我这样的年龄在老家已经很难再找到女朋友了。”今年30岁的洪国瑞搓着手，憨厚地笑着。这位来自甘肃陇西农村的年轻人在杭州工作已经整整13年了。“白天忙着上班，晚上也没什么娱乐，根本接触不到异性。”

　　和洪国瑞一样，今年33岁的刘庆雷也想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另一半”。“我们的环境制约着我们找对象。”刘庆雷1992年中专毕业来到杭州，如今在一家国有企业当电焊工。他所在的车间清一色全是男性，而单位的女性只躲在办公室里。“她们戴眼镜、敲电脑、喝咖啡，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刘庆雷认真地说。虽然工厂附近还有一个服装厂，可在刘庆雷的印象中，那里的女工只是一群永远埋头干活的人。

　　由于是外地人，刘庆雷在杭州没有亲戚，远在家乡的亲友根本帮不上忙。他在杭州有几个同学，可大家也都在忙自己的事，很少聚在一起。刘庆雷曾给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写过应征信，他在信中坦诚地说明自己的打工身份，并留下了手机号码，可50多封信都如石沉大海。

　　“我们找不到对象，主要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想到这个事情。媒体上那些‘相约玫瑰’和‘都市男女’节目都是给高级白领看的，离我们太远。”平时喜欢翻翻书报的刘庆雷对外来青年的婚恋环境有些不满：“婚介公司要价太高，纯粹是为了赚钱，根本没有考虑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能不能承受。”

　　刘庆雷月收入1800多元，这在杭州的外来务工青年中算是高的。他对未来有着不错的打算，但前提是找到“中意的人”：“我会和她商量买保险、迁户口的事，虽然杭州的房价很高，但我们可以去银行贷款，在远一点的地方买个二手房，那就真正在杭州安下家了。”男性处于劣势女性属于弱势———专家谈外来务工青年婚恋

　　“现在关于进城务工者的报道很多，可大家只关心他们有没有讨到工钱，能不能安全回家过年，其实他们还有很强的情感需要。”在丈夫的支持下，细心的杭州女性汤勉在今年春暖花开时，办起了一家免费的交友俱乐部，专门为进城务工的青年充当“红娘”。可是她总是发愁：“我这里男孩太多，女孩太少，出去玩总不能全是男的吧。”记者粗粗地数了一下，前来登记的男性有220人，而女性只有52人。

　　“在外来务工青年中，男性想在城里找到‘另一半’，远比女性要困难得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易容博士分析说，在婚恋问题上，外来务工的男性选择余地相对较少，处于劣势；外来务工的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属于弱势。

　　易容认为，在考虑婚恋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男女的不同取向，二者的心态和标准是完全不同的：男性往往会选择条件比自己差的异性，而女性则相反。因此，外来女性很容易找到“城里人”，但打工仔要找城市女孩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目前外出打工女性总人数远远少于男性的情况下，外来务工男性的选择余地就更小。

　　虽然农村女性非常谨慎，外出打工较少，但她们将比男性更快地融入城市。由于外来务工的女性从事旅游商贸、餐饮服务的人数众多，因此她们能比男性更广泛地接触到城市的各个层面，这不仅开拓了她们的眼界，也使得她们有机会与城市男性接触。

　　然而，长期从事妇女研究工作的易容也对外来务工女性的婚恋现状表示忧虑。目前一些外来务工女性宁可找差一点的城市青年，也不愿选择肯吃苦、相对老实的外来务工青年，她们普遍认为，如果自己的“另一半”是“城里人”，那就意味着有了户口、有了固定的生活社交圈，而这种取向往往使外来女性成为被伤害的对象。

　　易容表示，在婚恋情感问题上，男性是关注的重点，这不仅因为他们择偶相对困难，还因为他们有可能与社会产生磨擦，进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女性应该受到社会的关心和保护，但她们也必须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因为以融入城市为目的的婚姻，往往无法给她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外来务工青年婚恋不是“奢侈品”

　　人们关注外来务工者，是从关注他们基本的生活开始的：大规模的清理欠薪活动、春节加开的民工专列、大量出现的民工公寓……这些都体现了全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心。但是，如果仅注意他们的经济收入、物质需求，忽视其精神需求、婚姻家庭，那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就做得还不够。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大量青年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这部分人现在是“外来”的，但相当一部分在城市有了稳定就业的渠道，就会成为新的城市居民。对他们来说，在城里恋爱结婚是生活中当然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意识到这一点，城市管理者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调动社会资源，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和氛围。

　　浙江省人民医院曾对200名20岁至40岁的外来务工青年进行随机调查，其中有90％的人“感到寂寞孤独”，“为感情困扰”的占35％。外来务工青年的情感无着，会形成心理障碍，进而直接导致自杀、酗酒、斗殴，甚至强奸、情杀，这会直接影响城市所有居民的生活。

　　一些社区工作人员说，这个问题不是没想过，而是实在太难办。一是因为外来务工者流动性太强，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为他们介绍了对象反而招来麻烦；二是现在总还有些偏见，很难把外来务工青年和“城里人”牵上线。

　　2003年，浙江衢州市向上海和杭州等城市重点推出了“衢州保姆”，将许多年轻的农村女性带进了城市，不久又推出了“三保工程”，即保姆、保安和保洁，使外出务工者的男女比例达到平衡，也为满足他们的情感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了解到杭州女性汤勉的“口述心声”交友大聚会男女比例失调、缺少女青年时，杭州两家企业的工会和团委立即组织了50多名未婚的一线女工参加交友会；共青团杭州市委还为交友会免费提供场地，并鼓励进城务工青年们“大胆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些举措都值得提倡。

　　当全社会把外来务工者看做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个浮动在工地上的身影时，我们就又向以人为本、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