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师资力量、校舍与土地、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基本办学条件未达到规定要求，包括北京工商大学、山西中医学院在内的26所地方普通高校日前遭国家教育部“黄牌”警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挂牌学校”今年虽允许招生，但招生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毕业生数，须增加投入充实办学条件，才能摘牌。(本报5月26日)

　　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亮出此类“黄牌”虽非首次，仍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在教育消费支出年年攀升的今天，高等教育即便以“暴利产业”新贵面目出现，其最大的社会属性还应该在于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以及蓄聚科技人文精英，在商潮翻滚、浮躁日甚的现代都市里，应是最具文化品位和人格含量的首善之区。然而遗憾的是，自2002年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年审制度推行以来，每年都有二三十家被亮“黄牌”，不仅比例之高令人咂舌，年年都保持二三十家的“常量”，更透露出明知故为的高校领导已不算“少数”，“黄牌”的威慑力正受到严峻挑战。

　　亮向26所不达标高校的“黄牌”，撕开的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在常人眼中的神圣，更是近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教育产业化之路上迈进的某些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原本传统产业才有的“过热症”和“发展病”，贪求个头的壮大，而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学设施和学生宿舍却远不够用，只好降低标准，将就着办。个别地方官员和高校负责人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地方经济发展中“先搭台后唱戏”的运作模式并不适合高校。师资力量过低、校舍陈旧落后，必将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产业化不等于企业化，何况高校是塑造人心灵和能力的特殊工厂，处于教育产业链的终端，年轻一代由此进入社会，学校起着最后把关人的作用。随意放松把关底线，亵渎了自身职责，将影响一代人的健康发展，这是对社会的极端不负责任。

　　亮向26所不达标高校的“黄牌”，也诉说着我们在教育管理中的某些明显缺陷。对这些高校存在的问题，是靠“年检”来发现的，每年一次，发现的只能是既成之事实。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不做些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呢？除了垂直的行业管理，为什么不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呢。大学生们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消费者，他们付出了高额的费用，就有权利要求学校提供相应的教育条件。26所高校“师资力量、校舍与土地、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基本办学条件未达到规定”，显而易见是一种缺斤短两的欺诈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高校这样的违规，真正有资格申请“叫停”的是在校大学生。遗憾的是，在教育行政部门近年连续进行的“亮牌”行动中，一直缺少这支数量庞大的教育消费者的声音。

　　教育部向社会公布“黄牌学校”，显示了其整顿办学行为、营造“放心就学”环境的决心，然而年年出示如此多“黄牌”还止不住高校“发展热”，也需要反思。仅靠“限止招生规模”这样的处罚显然力度过小，如果不使“黄牌高校”经济上受到重创，不对领导责任进行追究，这张“黄牌”也只能是一张“糊涂牌”。

　　（张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