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小李是今春非典疫情中北京确诊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刚满20岁的她，曾在去年非典肆虐京城时，作为一名呼吸科护士进入发热门诊，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为后来被确诊的发热病人扎针喂药。

　　一年之后，这个平凡的姑娘却在护理“肺炎”病人时感染上非典病毒，之后，这个病毒又很快传播给她的父亲、母亲、姑姑，甚至同病室的病友。一时间，躺在病床上的她成了疫情传染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成了新闻追逐的焦点和社会关注的对象。

　　5月27日下午，治愈非典，解除医学观察后，小李回到老家———在北京以北三百多公里以外的一个河北小山村———她意外地道出两个月来的人生转折和感悟。

　　人物档案

　　小李(应采访对象要求采用化名)，20岁，女，河北丰宁人。

　　2002年10月14日进入健宫医院呼吸科担任护士。

　　2003年5月初，进入发热门诊，曾照顾发热待查病人，后被评为北京市卫生局抗非英雄护士。

　　2004年3月末，因照顾曾经在病毒病所实习的安徽非典患者宋某而被感染。发病后曾经辗转于健宫、人民和地坛三家医院。

　　4月22日，被确诊为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例。

　　5月2日出院，回到健宫医院接受隔离，进行医学观察。

　　5月27日，回到河北丰宁家中休养。

　　没想过自己会得非典

　　《新京报》：这次回家团圆，离上次你回家是不是很久了。

　　小李(以下简称李)：快半年的时间吧，我2002年10月到健宫医院工作，之后的两个春节因为值班，都没有回家，所以今年2月份就把假攒在一起，过完年回家看了看，没想到这么快又因为这个原因回来了。（说完,抿嘴笑了一下，低下头去）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发热的？

　　李：是4月5日，因为头一天我去丰台上自考的补习课，晚上下课已经是7点多钟，我又站在路边等了很久的公交车，感觉好像吹了风，不太舒服。那天我测了自己的体温是38℃，我以为自己是感冒，就吃了些感冒药，认为坚持一下就好了。没想到，到了4月7日早上，难受得特别厉害，我想当晚的夜班自己肯定是撑不住了，就让宿舍的人帮自己请假。到了下午，烧到了39℃多，科里安排我去拍了胸片，我记得，当时胸片的结果是肺炎，不排除结核。当时我心有点着急了，因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我不希望是结核，只是肺炎的话，我很快治好就可以工作了。

　　《新京报》：以前你得过这么厉害的病吗？

　　李：没有，我身体一直很好。

　　《新京报》：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你每天又接触呼吸病病人，心里害怕过吗？

　　李：在我们科里，我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最健康的。去年非典的时候，我周围许多人都很害怕，还有同学在我进发热门诊之前给我打电话，说太可怕了，你别再干护理了。

　　我虽然也有过一瞬间的担心，但那就是一瞬间的想法，进入了工作状态，紧张就让我想不了那么多了……这一次也这样。医院领导、同事，对我的病情都非常尽心，第二天，我们科主任和护士长带着我的胸片去（宣武）区结核病防治所复查，积极地给我治疗，我当时特别放心；而且我们从去年非典以来一直在组织培训———怎样消毒，怎样处理病人的粪便防止院内感染。我当时想，自己是严格按照要求去做的，只要防护得当，就不会被感染呼吸道传染病，包括非典。

　　怀疑自己患非典时愣了一下

　　《新京报》：后来你的父母同时来到北京照顾你，是不是当时你感到自己的病情已经特别严重了？

　　李：是很严重，除了发烧，先出现了消化道的症状，呕吐、拉肚子；后来又开始气短，憋气，每天几乎吃不下东西，靠打点滴和吸氧维持。最初是我姑姑在照顾我，后来我的病情一直在加重，我姑姑的孩子快要中考了，我不忍心再让她受累。护士长看到我的病情，也跟我说应该给家里的父母说一声，让他们知道情况。于是，4月8日，父母亲就赶到北京来了。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病得有点迷糊了，妈妈就开始整日整夜守在病床前照顾我。

　　《新京报》：可是后来你的病情继续在加重。

　　李：我记得我妈妈刚来的时候，我还可以自己拿着点滴瓶，扶着墙摸索着上厕所；后来，我妈妈就得搀着我上厕所了；再后来，我就只能躺在病床上，我妈妈拿着便盆给我接大小便了。

　　《新京报》：从4月5日发病到4月14日因为病情危重被转入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凭着你自己去年在发热门诊照顾非典病人的经验，难道始终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病情？

　　李：我也问过，包括我妈妈也问过，可是后来因为我病情已经很严重，医院的领导和同事可能是为了宽我的心，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每一次的检查情况。我只是不停地在接受各种检查，会诊，睁开眼睛，看到大家的神情都很焦虑，看到母亲在门外哭……后来好像有一次，我突然清醒了一下，想到我自己在发热初期曾经自己去做过一次血相，记得白细胞是降低了，想起非典患者也有这个特征，我愣了一下，但一瞬间又过去了。

　　曾经担心大家怨恨我

　　《新京报》：什么时候明确知道自己得上了非典？

　　李：是4月21日下午，当时我的病情好转，已经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我可以自己扶着墙或让我妈妈搀着走一点路了。那天下午，医生让我独自到他办公室去，沉默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的非典抗体检测结果是阳性。我当时就窘住了。

　　我怀疑自己没有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的非典抗体检测是阳性？”他点点头，好像又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一下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回到病房后，我躺在病床上，看看周围其他的病人，看看床边的爸妈，突然感到很无助。后来我悄悄地对爸妈说，“我得了非典，以后你们别接近我了。”

　　《新京报》：后来，好像西城区和人民医院很快就对你采取了隔离措施。

　　李：是的，我和我父母很快被转到楼下隔离，那时我妈已经开始发烧了。大概晚上六、七点钟左右吧，不断地有人来问我情况，给我做流调，有医生，也有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我努力回忆着回答他们的问题，把我手机里所有的电话号码及近期接触过的人提供给流调人员。我还回忆起自己曾接触过两个发热病人，其中一个就是后来被确诊为非典的宋某。我当时想到，自己可能得非典了。

　　我一下子想到这些天来照顾我、看望我，接近我的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突然觉得很尴尬，我担心———我担心大家会怨我……特别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她是另一家医院的，就在我初步确诊的几个小时前，她还去看过我……

　　爸妈、姑姑他们最无辜

　　《新京报》：当你回忆起宋某时，你怨恨过她吗？

　　李：作为个人来说，我没法怨恨她，因为护理她是我的工作，她患非典的原因虽然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但也是因为她的工作的性质。所以没什么好怨的。一个人躺在床上时，想起爸妈、姑姑，同病室的张某，觉得难受，毕竟他们是最无辜的。

　　《新京报》：是很尴尬的那种心情对吗？不知道该去怨谁，却有说不出的委屈。

　　李：是啊，我其实一个人在地坛医院的时候也想过很多，我不是怨恨宋某，她其实也很可怜的，母亲也死了。有时候我甚至会回忆起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发热得很厉害，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全是痛苦。但我就是觉得，她当时太倔强了，不配合我们的治疗，说是回安徽继续治疗。

　　既然当时在病毒病所工作，为什么有了发热症状还不在意，还要安徽、北京来回跑呢？如果当时不是传染给我，而是传染给火车上的某一个人，可能疫情当时就会蔓延了……

　　想继续在北京生活并找到有缘人

　　《新京报》：有很多人在你生病的时候还关心你，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你的男朋友？

　　李：我还没有男朋友。而且，我想，我得了这个病之后，两三年之内估计找男朋友都很难了，我也不会在这个时期内找男朋友的？

　　《新京报》：为什么？是怕他不能接受吗？

　　李：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包括再回到医院工作，肯定和以前的圈子会疏远一些，会一个人承受一些东西。别人都会有看法，更别说很亲近的男朋友了。而且我患病期间身体受过多次X光的照射，还用过激素，也要对别人和自己的孩子负责任啊。

　　《新京报》：经历非典之后，你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有了什么改变？

　　李：我想，我不会再畏惧什么事情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去做护理工作，因为我真的挺喜欢这个工作的，你知道吗？从我选择护理专业那天起，我就一直喜欢护士的那身衣服，看上去那么轻柔，那么纯洁（笑）；我也喜欢护理病人，看到一个病人又一个病人在大家的照料下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生活中就没让你担忧的事了吗？

　　李：对家里来说，我觉得我的责任更重了。当我们患非典的时候，家里的田地、猪、牛全赖村里的人帮我们照料，现在父母亲虽然好了，但身体还很虚弱，可家里的活得等着人去干。所以我希望快点好起来，能帮家里干点活。

　　《新京报》：对未来你有什么憧憬和希望？

　　李：希望能把以前大专的自学考试课程继续下去，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在北京生活，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缘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