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6岁的天津南开区老人崔庆云，1943年被抓到日本做了劳工，经历3年地狱般的生活后回国。为了不能忘却的屈辱，为了誓要讨回的尊严，老人要凭借保存了60多年的日军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有力罪证——“劳工证”对日索赔。

　　崔庆云老人的代理律师介绍，该案是天津市劳工首次对日提出的索赔案。老人保存着60年前日本有关方面发给他的劳工证，是日军迫害中国劳工的有力罪证，更是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最为有利的直接证据。代理律师和有关权威专家认为，这使得以往类似案件中关于直接证据的空白不复存在，几乎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本案胜诉概率极大。

　　据该案代理人屈玉林、曹磊律师介绍，与崔庆云老人签下委托协议后，他们已初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索赔方案：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已有证据材料进行归纳、整理、固定，并对以前进行的相关诉讼做全面分析、归纳、比较和论证，充分吸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对缺陷的证据进行完善。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劳工诉讼存在的“除斥期间”(诉讼时效)和“国家无答责”两大诉讼壁垒，对包括《海牙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在内相关公约和协定深入研究，使之更具针对性、说服力和公信力，同时与这一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律人士和相关权威专家以及“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等权威机构进行必要的沟通。此外，还将选择、确定合适的法院，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要求的诉状。

　　据崔庆云老人回忆。1943年7月的一天，他去上货时因身上没有带‘良民证’，加上穿着破旧。在英法租界一个交口处被日伪军连打带踹地的轰上了一辆‘闷子车’，带到塘沽一个临建大棚里。一个月后，他和其他几百名劳工被装进一艘商船，经过八天八夜的颠簸送到日本。途中，病死、饿死、渴死的人都被扔到了海里。后来，他们上了火车来到日本静冈县，去抢修一处军用机场。

　　崔庆云老人回忆说，劳工的生活猪狗不如，暗无天日。那时他们穿的是麻袋片，吃的是山芋、豆面、土豆。还常遭日本军警的毒打，被打死打残的很多。日本投降时，最初与他在一起的300多人只剩一半了。1945年冬，他与其他幸存劳工抱着死难者的骨灰从长崎乘美国军舰回国。

　　据报道，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日本人当年办的“华人劳动从事证”，老人说：现在天津市只有自己一个人有劳工证，日本人想耍滑抵赖，这是办不到的。他要讨个公道，这张劳工证就是日本人的罪证。除了这些他还要争取精神损失。(王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