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批捕近7万未成年嫌犯。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得到的消息，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69780人，占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总数的9.1％，比2002年上升了12．7％；侵犯财产罪，占批捕总数的75．3％（5月28日《新京报》）。这样的数据，使人吃惊，更让人深思，我们国家少年司法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诚然，我国是有着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并且北京等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也正式地实施了暂缓起诉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司法关怀，毕竟仅仅在他们构成犯罪之后，仅仅是在他们给社会造成危害之后，虽然充满了人性化，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毕竟太迟。

　　不存在天生的坏儿童，也没有不可挽救的儿童，而司法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象征，理应给孩子们更多的关怀。

　　我们都明白，刑事责任年龄是十六周岁，而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是十四周岁，这是我们司法机关追究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犯罪的年龄起点。对于未成年人不足刑事责任年龄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少年罪错），和虽满刑事责任年龄，但是违法行为尚未触犯刑法的（即少年不良行为），都不能由司法机关进行管理，或者是听之任之，或者就是政府收容和劳动教养。

　　这样的少年司法给了我们三方面的忧虑：一则我们经常听到未成年人在参加普法课后兴奋地讲：原来我这个年龄杀人也不要紧。二则执法机关的一些强制措施，缺乏司法的正规与严谨，易于造成侵犯未成年人的权利的现象。三则少年罪错与少年不良行为大量增加，如得不到有效的防止与教化，有些人又将沦为新的未成年犯罪的后备军。

　　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管理少年犯罪、少年罪错、少年不良行为的少年司法体制，在这里刑罚并不是优先的手段，而教育感化及给未成年人以司法正义恰是少年司法的宗旨，在这些国家少年司法并不完全适用刑法典及刑诉法典，而是有专门的少年司法法，广泛适用各种适合未成年人的非监禁措施：如责令公益劳动、暂缓起诉、暂缓判决等等灵活多样适合未成年人成长的措施。

　　笔者认为国外这样广义上的少年司法理念，理应为我国借鉴。当少年犯罪大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理应以更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少年司法，而不应仅将少年司法视为成人司法的部分简化，少年司法理应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起更大的责任。邹云翔（江苏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