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6月2日电（记者潘海平）浙江、湖北最近在武汉举行签约仪式，两省共签订合作项目176个，合同总金额近403亿元，其中浙江方投资375亿元。而仅仅在半年之前，浙江近200家企业的老总组成经贸代表团前往黑龙江，一举签下包括工业、农业、房地产在内的95个投资类项目，浙方投资达76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至少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地的不同领域。专家指出，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活跃程度看，浙江都是我国大陆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

　　数据表明，截至目前，共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上海滩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达2000多家。在上海经商办企业的浙江人达25万，所办企业的注册资本达610亿元。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正式奠基。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建设等项目的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达新疆，全国各地都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仅温州市不完全统计，流向外省市的民间资本就已超过1000亿元。

　　浙江陆域面积小，且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然而从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达13.1%，高出全国平均增幅3.7个百分点。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获得持续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当大批农民带着商品经济意识投身工商业之时，恰逢持续数十年的“卖方市场”。体制嬗变中迸发出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尝到的甜头，掩盖了浙江经济的诸多先天不足。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彻底取代了“卖方市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仅有“先发优势”已难于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

　　经济专家认为，浙江资本外溢是资本日益庞大与浙江地域空间、资源空间发生矛盾的结果。近年来，浙江的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建设用地的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

　　“能源荒”是最令浙江人焦虑的问题。去年，浙江全省发电量增加17%，外购电量增加51%，但仍然不得不拉闸限电，而且近两年缺电的局面还将延续。据介绍，去年非典疫情对浙江GDP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的影响却达到0.6个百分点。

　　也有专家认为，不能仅仅把浙江资本外溢归因于资源制约和空间制约。杭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郑拥军认为，资本有流动的天性，浙江的资本流出并非全是被动。经济发展到一定层次，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要求突破原有的发展区域、平台和经营模式。从调查的情况看，浙江资本外溢的动因除为摆脱土地、能源等制约外，还有多种类型。一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发展平台。从上世纪末开始，浙江大批企业把总部迁往上海，就是因为上海是更先进的信息集纳之地，更容易和世界接轨。二是占领稀缺资源。如浙江的金义集团，几年前就投巨资到黑龙江，开发号称世界三大冷泉之一的五大莲池。三是参与新的产业重组与整合。奥克斯集团在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北上辽宁收购了当地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实现了多年来参与汽车产业的梦想。

　　经济界人士指出，无论是被动出走也好，主动出击也罢，我国能有浙江这样一个民间资本流出的策源高地，对全国都是“利好”之事。浙江民间资本东奔西走，激活了全国不少地方沉寂着的资产和资源；同时深谙市场经济精髓的浙江商人所到之地，带去的远远不止是钱。正如黑龙江省政府一位领导所说：“每一个浙江商人都是一部市场经济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