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会长邱仁宗 接受脑死亡不只是科技问题

　　记者 蓝燕

　　本报北京6月1日电　邱仁宗研究了一辈子生命伦理学，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心脏是人类生命中枢的看法似乎更为强烈，至少从孟子开始，就认为心脏是血液和精神活动中心（“心之官为思”）。从传统的心脏死亡概念到脑死亡概念是一次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包括生命观、死亡观的转变，认知上的转变，也包括感情上的转变。毕竟，心脏停止跳动，是人们在直觉上和感情上容易接受的死亡概念，容易与悲痛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日本国民到1997年才部分接受脑死亡概念，是年日本法律决定心脏死亡和脑死亡概念并存，由当事人选择。现在没有接受脑死亡的恐怕就是中国大陆了（香港、台湾已经接受脑死亡）。这一方面说明，只要经过理性的讨论，人们最终能够接受脑死亡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接受脑死亡不只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脑死亡问题在我国也争论已久，在有关的争论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作为一种更加科学的死亡概念，脑死亡能不能坚持生命伦理学的无伤、有利、尊重和公正原则？能否保护有关各方的利益，防止被人利用来伤害他人？

　　邱仁宗说，脑死亡会遭遇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抢救人生命的资源属于稀缺资源，将稀缺的资源不用于有希望抢救过来的人，却用于死亡不可逆转的人，这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公正。一部分人将由于分配不到这些资源而死去或被耽误。

　　邱仁宗同时认为，脑死标准事关生命权利，必须要由有权制定条例或法律的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制定颁布。死亡标准涉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是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的。脑死亡标准的确定至少涉及对这一条法律的解释：什么时候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已经丧失？因此，他个人认为，由一家医院来试行脑死亡标准，是不妥当、不可取的，即使家属同意这样做，他们仍然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时控告医生和医院，因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个基本权利不可让与。

　　焦点词汇：脑死亡

　　传统上，我国一直以心跳呼吸停止、反射消失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这是通常所说的“心死亡”。脑死亡指人脑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先于心跳呼吸停止而出现的死亡。脑死亡包括3个方面：大脑皮层死亡、脑干死亡、全脑死亡。国际医学界认为，在排除病人处于低温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物的影响的前提下，自主呼吸停止，经医院抢救观察至少1小时（应用人工呼吸者，停用呼吸器后3分钟）仍无自主呼吸，没有自动或继发于疼痛刺激的活动，双侧瞳孔扩大、固定，无任何神经反射活动，脑电图显示脑电波消失或呈水平线，所有上述状况在24小时内无变化，虽然心脏在跳动，就可宣布死亡。

　　“脑死亡”与“植物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植物人脑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少数病人还有可能苏醒。但脑死亡的病人全脑呈现器质性的损伤，没有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脑电波是一条平直的线。脑死亡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