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四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先生谈北京大学教改的文章，读来令人深受启发。张教授从学术自由、官本位和学术规范三个方面，对北大改革的目的进行了说明。在我看来这三个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大学的改革应当从增加透明度开始，因为，没有透明度，大学的一切改革等于零。

　　在谈到学术自由的问题时，张维迎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张教授还引用洪堡的话说，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这是至理名言。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增加透明度，让学术圈儿的人对学术圈内的争论进行批评。正如张教授所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但是，开放和透明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开放是手段，而增加透明度才是目的。开放和竞争必然增加透明度，但如果现行体制内部仍然缺乏透明度，那么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开放性，而是没有透明度。张教授极力废黜家长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似乎仍然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一些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老师，从来都没有为本科生开课的习惯，也没有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是热衷于作报告、出国下海。高校老师的学术自由已经被滥用了。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增加教师的流动性，而是让教师老老实实地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学术自由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上的自由；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所谓物质上的自由，就是要让大学教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从事学术上的创新工作。物质上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精神自由，就是在宪法的保护下，自由地从事知识的创新工作。大学教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温度计、晴雨表，也是社会环境中的啄木鸟。大学教师的怀疑心态和质疑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禁锢了大学教师的这种原创能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不太可能进步了。张教授讲到了开放，讲到了竞争，但是开放和竞争并不等于透明度。透明度要求大学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透明度更要求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完全透明，比如说，应聘教学岗位的大学老师应该公布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学术评审委员会在评议的过程中应该公开透明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犹如黑社会组织开会，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赞成还是反对，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外人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上岗也就为排斥异己增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大学教师普遍不满意的是没有透明度而不是没有流动性。北大实现学术自由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没有抓住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说，北大的改革追求的是实质正义，但由于缺乏程序支持，所以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学术自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字眼，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来加以实现。张教授认为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现实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无知者无畏。种种学术黑幕，恰恰说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增加大学教师评聘工作中的透明度，而不是通过切分蛋糕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关于官本位，张教授的议论非常精彩。然而，官本位的产生和学术规范有关，但与学者水平无关。由于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非学术的方式来进行学术评价，官本位制度应运而生。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由于学科委员会没有能力评判优劣，于是，便将矛盾上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科的具体发展情况，所以只好求助于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术评价问题。张教授认为，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低的人忙着去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议论。但是，解决官本位的问题还是要从程序出发，要求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问题上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本位现象。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些有作为的教师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评判他人的权利，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课题，到处钻营，争取一官半职。由于在个别学校官本位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一些教师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一些大学教师力争通过公开应聘的方式到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然后再利用政府官员的身份来争取学术话语权。学术活动被扭曲如此，单靠折腾教师有什么用呢？现在没有人怀疑北京大学提高教授水准的目的，人们怀疑的是，由行政领导来引导改革可能会适得其反。北大的改革路径应该是，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学院，由各个学院建立独立的公开透明的评审体系。北大校方只需要负责后勤管理和学术评审的程序性审查工作即可。北大的现行改革不但没有打破官本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官本位，这是改革方案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今，大学的负责人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有时候大学负责人的不作为恰恰能够推进大学的改革。假如有那么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也能像牛津大学的校长那样成为一个名誉上的职位，北京大学的改革或许才有希望。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校级领导权力太大，所以，学术评审工作也自然提交到校级领导机关进行审查。校领导可能是教授出身，不想过多地参与行政事务，但现行体制决定它必须裁决学校的一切纠纷。现在，大学的改革也要由学校的领导来推动，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北京大学的领导都是明白人，但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这场改革只能以行政手段来加以推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倡导改革者内心的隐痛。当然，我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北大的校级领导一致认为，由各个学院自行推行改革方案成本更高，所以必须由校级领导统一作出部署。如果是那样，我们无话可说。

　　通过这次改革讨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官本位的危害性。

　　关于学术规范，张教授提倡同行评议，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同行评议也有成本分析的问题。现在的同行评议往往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平时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变成了游山逛水，而学术评审往往集中在几天时间里，变成了分赃会议。真正的学术规范应该通过经常性的交流建立起来，而不应该临时制定规则进行学术评议。学术观点的产生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相互启发性。大学的任务是，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相互启发，产生更多的思想。好的思想不是评出来，而是相互启发出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研究不应该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建立一定的学术范式是必要的，但如果形式上的要求过多，反而会损害表达思想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大学老师平时缺乏思想上的交流，每到职称的评审季节，进行突击性的审查，这样的同行评议毫无价值。

　　在现有的学术评议过程中，教师的人格评价和能力评价往往交织在一起。那些平时在单位人缘儿不错但是能力低下的老师往往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分数，而那些人缘儿很差但是能力比较高的老师往往被淘汰出局。所以，现在大学的学术评议工作其实已经变形。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方式是，让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把一切都置于阳光之下，让那些喜欢搞小动作的人无处遁形。

　　张维迎教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他为北大的改革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笔者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拾人牙慧，仅供张教授参考。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