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明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数偏少，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人数偏多。” 这是作为“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之一的赵延东研究员，在最近写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的3篇报告中反映的内容。 “与西方社会‘安贫乐道’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自我安抚、自我认知相比，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意识状况及对现状的某种不认同是危险的”，赵延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社会成员的总体生活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如果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以上’阶层，很难说这个社会是一个稳定的、丰裕的社会。” “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2002年底主持的一个大型课题，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对15000名社会公众进行了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在今年早些时候开始陆续得出。课题组主要想通过此调查对当前社会冲突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其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作为社会学博士的赵延东，如今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状况等相关研究。他在报告中提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公众的阶层意识呈现向下“位移”趋势，这种趋势与当前我国社会中间层“缺失”的客观现状相符合。 课题组对我国31个省会城市公众进行的经验社会调查所得数据显示，中国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与其他各国相比，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公众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在其他国家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0％以上德国62．5％美国60．7％，在最高的澳大利亚72．8％和新加坡74．2％均达到了7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却仅为46．9％。 二，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中国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14．6％，而其他国家中这一比例最高的韩国也仅为9％德国3．6％美国3．6％。 三，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公众中自认为处于“高层”和“中高层”地位的比例并不算低，而且自认为处于“高层”的公众比例相对而言相当高1．6％仅低于德国1．8％和美国1．9％而法国为0．4％意大利为0．7％。 赵延东在分析这一调查结论时说，中国城市公众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的倾向但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因为中国自认为位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人数比例与其他国家基本持平，也就是说，这种向下的偏移主要表现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这喻示着在当前中国的城市社会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两极分化趋势。 就当前中间阶层缺失的问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也在自己的研究结论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前，国营企业职工们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拥有明显优势，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里典型的中间阶层，他称之为“类中间阶层”（西方中间阶层多指白领，而国营企业职工大多是蓝领阶层，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故被李称之为“类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迅速衰落，完全失去了“类中间阶层”的特征。与此同时，尽管一个新生的“新中间阶层”其基本特征为：年青、高学历、就职于三资企业和新兴行业、收入较高、有高消费倾向等正渐渐浮出水面，但这一阶层目前还只出现在大城市中，且人数较少。 据学者们估算，如果将人均年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标准的话，则目前中国进入这一阶层的人数只占到全人口的20％一25％之间。 学者们一向将社会中间层称为社会的“稳定器”，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如果说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既有进取潜力又较少激进心态的社会的话，那么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工字型”社会则更容易成为诱发社会冲突和激进社会革命的温床。 赵延东强调，中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的现象，有可能潜藏着一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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