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爽　北京报道

　　北京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学生六一“受宠”，但更多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局

　　总收入主要支出1、年学费600元×2490名小学生1、教职人均月工资650元×136人×12月2、年学费1200元×300名初中生2、四个教学点租金15万元＋14万元＋12万元＋10万元共计：185.4万元共计：157.08万元（水、电、维修费用和添置办公用品、教学设备费用另计）

　　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收支概况（注：数据由该校提供）

　　“我的书包是温爷爷给的！”一个星期过去了，闫天赐还是逢人就炫耀。

　　闫天赐是北京市海淀区行知试验学校二年级的学生。5月29日这一天，该校学前班和一、二年级共110名学生受邀参加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联欢活动。温家宝、王岐山等国家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应邀一同参与联欢。

　　在联欢过程中，闫天赐告诉温爷爷，他是河南固始人，爸爸妈妈现在在北京收废品，把他也一起带来了。闫天赐说，和北京的小朋友比，他不觉得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行知”九年半获得“准生证”

　　“外来工子女能够受邀和北京的孩子一起联欢就已经是件好事了，没想到还能得到国家领导的重视。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我很庆幸，也很欣慰。”当时带队的行知试验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付志明高兴地说。

　　北京市海淀区行知试验学校始于1994年，是北京市三所最早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目前共有2790个像闫天赐这样的孩子。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随家长的迁移而来到北京，人们通常叫他们“打工子弟”。

　　“直到去年12月10日，学校非法办学、学生非法求学，结束这个历史，我们用了九年半的时间。”校长易本耀感慨颇多。

　　易的妻子李素梅原来是河南老家的民办教师，1994年，李素梅继父母和几个兄弟姐妹之后来京。当时的情况是，这一大家族中，从7岁到11岁，有9个孩子上不了学，原因就一条，没有北京市户口。而从到北京的公办小学借读，每年要交480元的借读费和至少每年2000元的赞助费，这一笔开支，对李家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挡住了他们的求学之路。

　　1994年9月，为了解决自家孩子求学，李家人在菜地里搭了个窝棚，抹了一块水泥黑板，用砖头垫起木板……当时，除了自家的孩子，身边的老乡听说李素梅要讲课，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于是，李素梅的第一堂课有了20个学生。

　　“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易本耀说，“但当时不叫办学，纯粹就是‘家庭私塾’。”这时候的学费由自己家族的9个亲戚轮流给李素梅每月500块钱，外来的孩子每月交50块钱。

　　随着李素梅的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一年以后就已经有60个学生了。易本耀是河南老家县里粮食系统的国营职工，办了停薪留职，赶来帮忙。

　　“你先干着我们等政策”

　　易本耀承认，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有了经营的味道。考虑到学校的合法性，不管干什么都要有许可证，这一点他很清楚。

　　“我主动找到了教委，但是我的主动是被推动的。”

　　1996年6月，易本耀来到海淀区教委咨询，在得到“默许”后他决定大干一番。

　　“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小学来。”易本耀把广告贴到了万寿路菜市场。

　　没想到的是，这则广告被一个人看到后，打工子弟学校第一次被呈现在北京的阳光下。这个人就是赵树凯，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天本是要买菜的赵树凯看到广告后推着自行车就来到了打工子弟小学。上上下下看了个遍后，赵树凯说：这是件大好事儿，是一个方向，要好好把它办好，政府要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你们……

　　北京电视台等几家媒体播出了易本耀的打工子弟小学，使该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但他们依然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

　　直到1998年3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发布《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依法举办专门接受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简易学校和教学班组，可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作校舍，适当放宽办学条件标准。但在当时，“办法”并无实施细则，“办法”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订出具体执行办法。

　　北京市关于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是在2002年4月出台的，7月，北京市教委、民政局、公安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布文件，要求各区县根据本区县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工作方案。

　　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海淀区教委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易本耀：先干着，滚大了再说。教委的态度很明朗：这是替政府在办好事，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先干着，我们等政策。

　　资金匮乏“行知”十年之痒

　　十年时间，易本耀解决了学校合法化的问题。而就目前来说，和易本耀一样，许许多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共同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校舍、办公硬件和师资等等办学条件的基础只有一个———资金，资金匮乏，谈办学条件就是空话。

　　易本耀的学校越滚越大，现在有四个教学点，2000余名学生，然而一提到钱，易本耀就脑袋疼：“我现在是寅吃卯粮，收入勉强能够维持学校最基本的运作。”

　　“就是因为没钱。我们最短的一次在两个星期内搬了三次校舍。”在尘土飞扬的操场里，易本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行知试验学校现有学生2790人，除300名初中生外，其他都是小学生。小学生每人每年的学费是600元，中学生为1200元。学费总计每年收入185.4万元，据易本耀介绍，这是该校惟一的进项。除去其他费用，光教职工工资、租赁校舍就花去了157万多元（详见附表）。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大概的数目是没错的。”记者采访时，易本耀刚刚通过河南老家的朋友贷到了20万元。“要是没贷到钱，六七月份老师的工资就发不上了。”

　　虽然如此，易本耀称，还有几笔“大钱”至今没有动用。一笔为旅美华侨任玉书捐赠的20万元；一笔为联想集团捐赠的30万元，由全国妇联委托监管；去年教师节北京市委常委朱善璐来校慰问带来了10万元财政扶持专款；此外，还有世界宣明会捐助的10万元及6万元的电脑设备。

　　“现在不能动，这钱要用在刀刃儿上。”易本耀所说的刀刃儿是校舍。办学合法化之后，这是易本耀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一定要结束现在这种漂泊的状态。”

　　只收300元学费背后的“苦衷”

　　“我至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学校十年，壮大了人、壮大了桌椅，钱是一分没有剩下。”易本耀说，学生的学费和十年前相比，一分没有多收，每学期300元是他自己定的标准。甚至都有家长向他提出过要增加学费，增加的部分用于改善教学环境。

　　易本耀之所以不增加学费标准，他自己的解释是做人要讲诚信，但实际上，易本耀却“另有苦衷”。

　　记者了解，北京市公办学校的借读费用呈逐年下降趋势，现在每名小学生的借读费只要每学期200元，初中生每学期只要500元，而且缴纳借读费之后可不再交杂费。

　　而据来自教委内部的最新消息称，有关部门正在探讨政策，很可能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所有的北京市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少年入学将一律免征借读费。消息人士称，该文件目前正在市政府等待审批。

　　环境的变化，让打工子弟小学以往“收费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与公办学校放到一个平台上竞争，打工子弟小学在任何方面都将基本无优势可言。

　　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师资，在北京市，平均月工资650元显而易见是无法保证教学水平的。易本耀的老师们大多是他从北京周边省份招聘而来，辽宁最多，内蒙古、河南、河北均有，90%的老师都是外地的，以中师毕业的农村学生为主。惟一的学费方面低廉的优势易本耀无论如何不能再丢弃。但是，资金不足带来的教育条件的落后又使得打工子弟小学陷入了一个怪圈。

　　100万元注册金打工学校的门槛

　　海淀区“行知试验学校”的发展过程成为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一种标本。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北京市现有应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少年23万余人并呈增长变动趋势。其中，有近18万人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约5万多人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这类打工子弟学校有多少？根据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最新数字，4年增加了1.5倍，“现有打工子弟学校250余所，多分布在城乡交界的流动人口聚居地带”。而据专家分析，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实际数量和就读人数都将超过政府主管部门所作的估算。但目前仅有几所学校取得了办学资格，另除一些学校已提出申请待批外，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还处于非法办学的状态。

　　“门槛已经降低了。”海淀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王科长说，“不是教委不批，而是有些学校确实办学条件太差。”记者了解到，对打工子弟小学而言，按海淀区打工子弟小学审批标准———注册资金100万元比照，还是有一大半该类学校达不到合法注册要求。

　　公校敞开招生学生将蜂拥赴京？

　　“原则上不办简易学校，以保证较高标准的办学条件”，针对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北京市教育部门目前的态度是“整体吸纳，统筹考虑，不断提高在京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公办学校要“建立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制度，按流动人口家庭经济条件、学生上学的交通条件、课后家长对学生的看护条件等实际状况，办适应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

　　“只要有利于，就尽可能扶持。”这是海淀区教委对打工子弟学校一直以来比较明确的态度。然而教委的有关工作人员也提出了一点疑虑，公办学校如果在下半年能够全面放开，无疑将是一项好的政策，但与此同时，政府要做好对流动人口总量的控制。“从前是为了（父母来）

　　打工而（子女）上学，以后会不会出现为了（子女）上学而（父母来）打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认为，在北京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取消借读费和一视同仁、加大教育投入都位列其中，而流动劳动力的调节是由市场来完成的，一定是要在这座城市里有自己的位置，劳动力才会流动。国家和北京市政府对流动儿童少年上学的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制度的改变很容易，关键是制度背后的人，一定要迅速改变观念。

　　对“非赢利”模式的期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就北京市114所专门招收外来人口子弟的学校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基础教育的边缘化状况会影响城市二代移民的成长，从而影响国家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具备其合理性。”史柏年曾联合香港世界宣明会，为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在首都师范大学提供了两批师资培训。

　　他表示，社会各方面力量都应该对这类学校加以扶持。

　　史柏年称，政府应帮助打工子弟学校解决相对稳定的校舍，在人力资源上给予帮扶，在硬件设备给予支持。

　　史柏年认为，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办学者的主观动机可能是为了经济效益，但客观上，的的确确产生了社会效益，而这一点不能从动机上加以否定。“你承认了，你就有资格去要求规范它，这里有个引导的问题，把这些学校引导到非赢利的发展模式上来，这要通过审计和监督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