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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世塔”彩票作弊案全记录(组图)

NEWS.SOHU.COM  2004年06月08日05:25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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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销商操纵摸奖非法获益4448万元,案情涉及17个城市,作弊行为暴露彩票发行体制和相关法律的缺失

  “如果这个案子能及时曝光的话,西安宝马案可能就不会发生。”一位参与“彩世塔案”辩护的律师说。

  所谓“彩世塔案”,是指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承销彩票过程中作弊,摸回5806万元奖金的案件。

  2002年11月,彩世塔案发江苏扬州,至今年3月25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作出一审判决:“彩世塔”公司董事长张世鹏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2500万元;财务总监裴秀萍(张世鹏之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其他8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2年到11年不等有期徒刑,另有5名涉案人员被处罚金。彩世塔公司非法所得4448.8万元(5806万元大奖奖金,扣除上缴税金1161.1万元和购买彩票的196万元费用后所余部分)被如数没收。

  此案在作弊方法上,和西安宝马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案件判决书显示: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彩世塔”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重庆、甘肃、辽宁、江苏等省市的17个城市作弊20起。

  由此,案件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案值最高、涉案人员最多、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

  深圳初试

  2001年12月1日到9日,在全国即开型彩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深圳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活动创造了“售彩神话”,计划发行的1亿元彩票供不应求,追加后实际发行1.9亿元,打破了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1.5亿元的全国纪录。

  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此“神话”即告破灭:扬州警方查明:深圳福利彩票文化周正是彩世塔作弊的开端。仅此一单,公司非法摸回的大奖奖金就高达1800万元。

  张馨元,又名张小妹,兰州人。

  2001年11月底,张受同乡宫玲邀请,去往深圳摸奖。“摸中一个大奖,给2万元报酬,摸不中,也提供来回的路费。”这一条件令张动心,与她同下深圳的还有刘玉莲、曹蓉、朱卿霞等人。

  事后证明,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行前夕,共有7路人马同时从全国各地齐聚深圳,发出邀请者则均为彩世塔公司相关人员,宫玲只是其中之一。

  在深圳的一家宾馆,彩世塔公司的张秋海对摸奖者进行了培训。

  “和摸奖现场一样,桌子上放着一个用红布罩着的奖箱,透明的,上面小,下面大,里面是银灰色的奖球。”

  据张馨元陈述,张秋海当时示范,桌子底下藏有磁铁,奖箱中有100个奖球,但里面只有一个含有磁铁,这个球,一般情况会被吸引到奖箱的右下角。要求大家在摸的时候,摸到那个有磁性的球。

  培训之外,彩世塔公司还统一为摸彩者制作了假身份证,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容易引起怀疑。

  12月1日,深圳市福利彩票文化周如期举行。上述摸奖人用彩世塔公司提供的数万元资金购买了成箱的彩票。此次即开彩活动的规则是两次摸奖,获得入围彩票者上台摸奖,奖项从千元到50万元不等。事实上,入围彩票的出现概率较高,大约1万多张彩票里就有一张。

  扬州警方事后查明,有36名摸中50万元大奖者,属于彩世塔人员的内线。而这36张入围彩票的获得,应是从所购彩票中刮出来的,并不违法。

  2001年12月4日,张馨元被彩世塔人员饶胜洲带到了一个彩票销售现场,并被告知会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张随即接到了这个电话,核实身份后,在现场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这个女人给了张馨元一张入围彩票,并吩咐张记住她的手记号码,手机一响即可上台摸奖。

  下午两点多钟,电话来了,张登上摸奖台,在她的前面还有四五个排队摸奖的人,最后都摸中了小奖。轮到张时,台上共有6个摸奖箱,而此前见过面的那个女人就站在2号球箱旁。

  女人把手按在球箱的右上角,并对张使了使眼色。

  张馨元摸了2号箱右上角的球,公证人员按球上的号码摘下挂在墙上的对应奖袋,拿出里面的中奖证明,宣布张中了一等奖50万元。

  “这时,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张馨元说。

  事后,张馨元、朱卿霞等三人各中1个50万元,每人获得2万元报酬。刘玉莲虽然也摸中50万元大奖,“但因为嘴巴不牢,只给了1万元”。

  而彩世塔公司人员张健联系的另一路10名摸奖者,仅在12月1日到2日的两天时间里,就有9人摸中了50万元大奖。每中1个50万元大奖,上缴10万元的税收,剩下的40万元中,35万元给公司会计裴秀萍,张健自留下5万元。张总共留下45万元(因为买彩票的钱是张健自己支付的),他付给摸中50万元大奖的8人(其妻除外)各2万元。

  事后,“彩世塔”公司董事长张世鹏向扬州警方承认,宫玲、张健及饶胜洲等人的操作都出于他的指使。“具体联系人是饶胜洲。摸奖所得进入裴秀萍的个人账户,用于彩票发行。”

  张世鹏当时还曾吩咐,具体作弊的事情由张秋海负责,“大奖不要摸得太多,心不要太黑,作弊得来的钱不要乱花”。

  一个事实是,“彩世塔”所安排的36名大奖获得者,造成了大奖频出的外界印象,带动了现场的氛围,最终造就了深圳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的“售彩神话”。

  作弊方法的诞生

  “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共设有10个彩票销售现场,每个销售现场有不同的负责人,裴秀萍负总责,联系各个点上应该摸的奖球号码,以及安排何人在何时上台摸奖等工作。”范玉杰事后交代说。

  范是“彩世塔”总经理裴福盛之妻,裴秀萍的嫂子。

  彩票发行前一天,裴秀萍才将作弊的具体方法告知范玉杰。裴秀萍说,在奖球倒进奖箱时,主要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而其中一个奖球含有磁铁,所以最好记住左下角的奖球号码,然后把做有记号的大奖的奖袋挂在对应的位置上。

  再把要摸的奖球号码告诉她,由她安排人去摸。

  这个办法的发明者是张秋海,此人于2001年10月被张世鹏邀至深圳。据称,张秋海以赌博为生,经常到西双版纳、缅甸赌钱。他与张世鹏十年前就已结识。

  在深圳的宾馆里,张秋海用一个月时间研究出磁铁作弊的方法。

  “我用502胶水在半只乒乓球里粘上2块米粒大的磁铁,再由饶胜洲到增城的乒乓球厂加工成乒乓球。试验最后得出结论,在5cm左右的范围内,能够用大磁铁将乒乓球吸引过来。”张秋海交代说。

  此后,张到增城订做12000只乒乓球,其中140个乒乓球里被粘上磁铁,然后,张秋海、裴秀萍、饶胜洲、范玉杰四人将买回的大磁铁粘在一批桌子下面,再请木工在桌子下面钉上一块三合板。

  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在奖袋上做记号。张秋海和裴秀萍两人事先约定,即用彩笔在奖袋上画了一笔,使得装大奖的奖袋号码和装有磁铁的奖球号码对应。共做了150个奖袋,每一组奖袋里放一个有记号的奖袋。

  随后,这些做过手脚的桌子和奖袋被运到封奖现场。

  在封奖现场,深圳福彩中心的和公证处的人员,以及张世鹏、裴秀萍、张秋海、饶胜洲和范玉杰等共同完成了封奖袋的工作。“彩世塔”的人或者直接将特等奖装进有记号的奖袋,或者有意识地将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公证人员装特等奖,然后将特等奖的奖袋放在箱子的最上面,由公证人员贴上封条。

  “深圳这次,我给了张秋海50万元。宫玲等联系人和摸中大奖的人一样对待,摸中一个大奖给一两万元的报酬。饶胜洲没有,但公司计划将来给他买房子,把他的户口搞过来(指迁到深圳)。他就像做自己的事情一样。”裴秀萍交代说。

  广州三次得手

  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月2日,“彩世塔”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合作发行即开彩。

  “在广州第一次发行彩票是直接摘奖袋(即不需要摸奖球)。受张秋海作弊手段的启发,我们只需要在奖袋上做记号就行了。具体操作是裴秀萍和饶胜洲。”张世鹏交代说。

  此次发行共设了8个销售场地。范玉杰负责海珠这个销售点,范的责任是记住了大奖球所挂的位置,并告诉裴秀萍,然后由裴安排人摘奖。

  而张馨元与曹蓉于2001年12月底也来到到广州,但这次不是摸奖,而是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挂奖袋。

  “(裴秀萍)摸出两个看上去一样的奖袋给我看,奖袋上就是一个娃娃的头像。

  问我有什么不同,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裴姐说,你仔细看看,娃娃耳朵上有个白点。

  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奖袋上的娃娃,耳朵上确实有一个白点。她说有白点的奖袋就是一等奖。让我明天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挂奖袋的时候,把它找出来挂好,然后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奖袋的位置。“张馨元说。

  第二天在销售现场。张馨元在第120号奖袋上发现了记号。“我当时觉得120号容易被人摘走,就把它换到95号,然后告诉宫玲”。

  这次销售活动中,范红岩等人摸中大奖奖金520万元,每人获得1万元的报酬。

  2002年4月4日到4月8日,“彩世塔”与广州福彩中心再次合作。大约在3月26日,裴福盛、裴秀萍、饶胜洲和广州福彩中心、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在广州福利彩票中心会议室里封奖袋,由于奖袋没来得及做记号就已经运到福彩中心,裴福盛等人只好将10个做了记号的奖袋带进去调换。“在封奖袋时,趁人不注意,放了进去”。

  “装50万元大奖时,是公证处的人员装的,我和饶胜洲将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了公证人员,就成功了。这次发行也是直接摘取奖袋。”裴福盛说。

  警方事后查明,“彩世塔”在广州先后3次协助发行即开彩,第一次计划发行1亿元,实际销售不到7千万。第二次计划发行3千万元,实际销售1千多万元。第三次是2002年9月26日到10月2日,计划发行1亿元,实际销售约6千万元。这3次售彩过程中,“彩世塔”均有作弊行为,共摸中大奖奖金1470万元。

  “四角定位法”

  几乎和广州首次销售彩票的时间相同,“彩世塔”在浙江绍兴承销了体育彩票。

  绍兴的规则与深圳相同,是二次入围。此时,裴福盛发明了更为稳妥的作弊手法———“四角定位法”

  “彩世塔”人员侯树辰事后交代说,奖球箱的每个侧面都呈梯形,上面小,下面大,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奖球倒进去之后,四个角上的奖球被搅动的几率很小。奖箱是透明的,从外面很容易看到四角的奖球号码。

  彩票销售前,公证人员和“彩世塔”的员工共同把奖球倒进箱子里,这样,“彩世塔”的人在装球时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然后像在深圳一样,设法大奖装入对应的奖袋。

  而摸奖时,奖箱外面罩上红布,别人也就看不到里面。

  一个关键环节是,奖箱的这种设计“应该是公司高层与彩票中心的人商量的”。

  侯树辰交代,大奖袋、信封、大奖说明书、奖球、奖球箱等,都是“彩世塔”委托他人制作的,并由公司保管,在发行彩票之前,由该公司带入封奖现场。

  绍兴此次体育彩票销售,“彩世塔”用“四角定位法”摸回200万元大奖奖金,此后,该办法被广泛用于公司在各地的作弊行为。

  据记者进一步了解,在与彩票发行部门的合作中,“彩世塔”甚至能够参与制订彩票设奖方案。深圳、无锡等地彩票中心与“彩世塔”签定的协议书均明确规定,由“彩世塔”提出设奖方案和计划安排,经省级彩票发行中心报省级财政部门审批。

  据裴福盛供述,2002年6月1日到10日,“彩世塔”在重庆发行福利彩票,此前,重庆方面自己设计了一个封奖方案。方案是先把中奖证明折好搅乱,再装进信封搅乱,最后再装入奖袋搅乱。

  “实行这个方案,就根本无法操纵了。另外,重庆市场不好,我们在重庆投资很大,如果不操纵大奖,肯定亏。后来我就苦思冥想,要把重庆自己的方案推翻。后来我想了一套方案。”裴福盛说。

  裴的方案是,修改封奖程序和现场操作规则,封奖程序是“按组但有秩序的装,先装小奖,后装大奖,装好后再搅乱”,“现场操作规则,我加了一个摸奖箱,先摸球,再摘奖袋”。接下来就是引导重庆方面接受这些修改方案。通过裴的“演示、引导”,重庆方面终于接受了裴的方案。

  结果,“彩世塔”重庆封奖作弊成功,摸回240万元大奖。

  案发扬州

  2002年10月31日到11月7日,“彩世塔”到扬州承销体育彩票,并随后于此间案发。

  10月28日,裴福盛赶到扬州。次日,在扬州市体育局会议室里封奖袋,虽有公证处的、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记者等人在场,裴福盛还是成功做了手脚。

  扬州的此次发行有2个销售点,分别是扬州市体育场和仪征市体育场。11月1日,裴福盛负责仪征,侯树辰负责扬州。

  “31日晚上,奖袋要收回来,扬州体育场是侯树辰收的,他把15万元的奖袋放在最下面,后来告诉我了。我在仪征也是将50万大奖放在最下面,并告诉了侯树辰。”裴福盛交代说。

  此次作弊由李春风(裴福盛的外甥)负责买彩票和刮入围彩票,而摸奖的人是一个叫做陈丽珠的无锡女人联系的。

  10月30日,陈就带了2人赶到无锡,由李春风接头,并进行培训。但这2人已经在10月31日使用了,所以裴福盛让陈重新物色人,而陈只带来一人,但大奖还剩下两个。此时,裴福盛想到了牟泽容。

  牟泽容,仪征市人。之前的10月2日,与裴在常州大酒店结识。

  11月2日,李春风在扬州对牟泽容进行了培训。当日中午12点左右,裴和侯树辰联系,侯称销售情况不好。裴“心里很烦,就打算出50万元大奖,刺激一下。”

  11月3日11点之前,牟被带到仪征。在侯树辰的操纵下,中了50万元大奖,当场领走了支票。但牟下台后,却打的跑掉了。裴打电话给牟,对方不接,并关了手机。李春风曾带人找到牟泽容的家,但没有找到牟本人。

  11月4日,裴给牟发了一个手机短信,内容是“请主动回来,否则后悔莫及”。后来,裴打通了牟的电话,此时,牟要求裴给10万元报酬,“否则太亏了”。但裴说最多只能给6万元,牟说那就再商量一下。

  此后,裴就没有再打通牟的手机,直到被抓。

  最后,牟泽容选择了向仪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彩世塔”就此案发。

  一位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称,该案涉及的地区广泛,参与的人那么多,案发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张世鹏传奇

  2002年11月,“彩世塔”———这个以中国彩票业“巨人”为目标的公司轰然倒塌。张世鹏这个在彩票市场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传奇人物,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中国彩票业于1987年起步,1988年后,兴起了实物设奖和“大奖组”集中销售的方式。1990年前后,全国很多企业甚至个人发行有奖销售的变相彩票。1991年夏天,张世鹏开始从事有奖销售活动。两年后张成为百万富翁,坐上了夏利轿车。

  1993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并实施,有奖销售的变相彩票被勒令禁止。因此,1994年,张走上协助政府发行彩票的道路。

  此后,张利用“大奖组”销售模式,从河北转战到河南,并在河南郑州,以2天销售彩票1000万元的成绩,第一次打破全国纪录,并使河南福利彩票年销售量从1994年的5000万元,奇迹般地上升到1995年的4.2亿元,一跃成为1995年的全国之首。1996年初,张有了千万身家。

  这一年,张激流勇退,退出彩票业,全家移居深圳。在深圳,张每天到股票大户室炒股,不久感到生活乏味,遂于一年后重出江湖。

  1998年10月,张在广州的花都市、芳村区搞“四点联销”,5天销售9000万元,在国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并使芳村这个10年彩票销售总量不足400万元的区,一次销售彩票7400万元。

  紧接着,张组织广州番禺“两点联销”活动,3天销售彩票1.1亿元,使中国彩票史上从此有了“亿元巨奖组”这个名词。

  1999年1月,在广州天河,单点5天销售彩票9200万元,至今保持全国实物设奖单点销售纪录。同月,张在宁波无偿协助政府“两点联销,现金设奖”,2天销售彩票5000万元,在业内传为佳话。

  就在张世鹏获得种种“高峰体验”的同时,“大奖组”销售方式在全国各地普遍获得成功。据统计,到1999年,全国几乎80%的彩票销量是采用“实物设奖”和“大奖组”销售模式取得的。但同时亦暴露出突出的问题:奖品质次价高,坑害彩民利益。

  知情者透露,张世鹏在庭审时称,起诉书上指控“诈骗作案20起,骗取资金5801万元”都太少了。他说,自己从事彩票业十几年,从有奖销售到实物设奖,至少组织了200起彩票销售活动,在这200起中,“我或多或少的都损害了彩民的利益,我隐瞒事实真相,奖品不抵设奖价格”,因此“应当指控诈骗作案200起,骗取奖金上亿元”。

  承销商独当风险

  2000年4月1日,财政部终于下发文件取消彩票实物设奖,实行现金设奖。

  实物设奖方式的取消,尤其是电脑彩票的开通,即开型彩票唱主角的局面逐渐让位给电脑彩票。2001年全国即开型彩票的总销售额不足10亿元,而全国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销售额仅占体育彩票总销售额的5%左右。

  在即开型彩票似乎走向穷途末路之时,彩票承销商遭到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打击。2002年,国家将即开型彩票发行成本从原来的20%降为15%,从此,发行彩票有了“亏本”的现象。

  相关的一个背景是:省市彩票发行中心在实际操作中扮演着彩票“批发商”的角色,而这个“批发商”不花一分钱成本,却可以获得利润。

  “很少有体育局或者是政府机构自己发行彩票,一般都是默认承包商来发行。有的甚至是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销售,不管卖多卖少,彩票中心到时候只管提成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风险就都推到了承销商身上。”

  扬州福利彩票中心主任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对此,张世鹏在庭审时的一个说法是:政府部门的专业人才越做越业余,公司的业余人才越做越专业。

  2002年8月9日到14日,“彩世塔”在甘肃兰州市销售福利彩票,并于8月16日到18日,在甘肃白银市销售福利彩票。“彩世塔”在这两次销售活动中,通过作弊,共摸中55万元大奖,但最后还是亏损15万元。

  根据国家规定,彩票发行的50%用于返奖,35%为公益金,15%为发行费用。扣除3%的彩票印刷费,还剩下12%。

  其中,省市两级彩票中心各留1%。承销商一般可得彩票销售额的8%到10%,或者更低,然而他们也要承担彩票发行的所有费用和经济风险。

  2001年12月23日,“彩世塔”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订合同,约定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月2日,举办广州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由“彩世塔”承销发行彩票。“彩世塔”承担整个彩票销售活动的经济风险。“提供活动所需经费,包括广告费、场地费、搭建、布置、水电”,销售人员劳务费、协调费等等。

  这份合同对发行费有一个详细的预计,内容如下:

  1、广告宣传费:5%(预计300万元,包括报纸、电视和户外宣传单等)。

  2、场地费:1.5%(预计90万元,包括场地使用、搭建及布置)。

  3、协调费:1.5%,其中1%给各民政局及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劳务费,0.5%为现场工作人员的补助(公安、公证、保安、银行,以及现场其他人员)。

  4、销售人员费用:2%。

  四项相加为彩票销售所得的10%,严格按照这个预算,“彩世塔”完全无利可图,而福彩中心所享受的“1%发行费收益”是固定不变的。

  调查发现,如果不计算作弊产生的大奖收入,“彩世塔”

  从深圳开始到扬州案发,将累计亏损1500万元左右。其中兰州、白银两地亏损15万元左右,绍兴亏损近200万元。

  2002年,“彩世塔”在南京承销彩票时,因为销售太差而没有操作大奖,“如果我们自己再把大奖弄回来,等于自己拿自己的钱,还要交20%的税收”。

  新规则的代价

  2000年6月,张世鹏重新组建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张世鹏持股80%,裴秀萍、张士东(张世鹏的胞弟)各持股10%,据知情人透露,实际出资人是张世鹏和裴秀萍夫妇。

  张在庭审时称,当时公司拥有的资金约为三四千万元。

  此时,“彩世塔”在深圳的著名的地王大厦51层开始招兵买马,想在即开型彩票萎靡之时,探索“网点销售,电视开奖”的模式。

  这个模式,中国福利彩票中心1996年曾在青岛和广西试点,但均告失败。1998年,该模式在上海试点成功,于是中国福彩中心于1999年4月全国推广,但均告失败,此后上海也无法维持。

  2000年8月,尝试新模式的“彩世塔”也难逃厄运,兵败青岛,亏损300万元。同年10月,浙江的再次探索令公司陷入困境,42天的时间亏损近2000万元之巨。

  为了补充“元气”,“彩世塔”走上了作弊之路。

  另据张世鹏透露,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办期间,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和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一行5人曾专程赶到深圳,想让“彩世塔”买断浙江电脑福利彩票的系统、设备和8年经营权,价格为3500万元。

  张世鹏称,那时“彩世塔”只有千万元的现金流,8年经营权的诱惑构成了其作弊行为的另一动机。

  “彩世塔案”办案检察官认为,“彩世塔”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主要是彩票发行部门对彩票销售疏于监管,甚至放任自流,为承销商操纵开奖、欺诈彩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另外,彩票销售现场虽有公证机关临场监督,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但彩票发行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法律未作规定。”

  一位办案检察官说。

  诈骗罪起诉非法经营结案

  2003年9月24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就“彩世塔案”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起诉书中,扬州市中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张世鹏、裴秀萍、裴福盛等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被告人张世鹏、裴秀萍、裴福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其他12名被告是从犯。

  但张世鹏的辩护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认为,张世鹏等人的行为属于“彩世塔”公司行为,而非自然人之间的共同行为。因为做出摸回大奖决定的是“彩世塔”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人,带有明显的公司意志,摸中的奖金都用于公司继续发行彩票。而这属于典型的单位行为。

  田文昌称,“彩世塔”操纵大奖的行为也不具有普通诈骗罪的特征。诈骗罪的基本特征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而这种行为方式则又决定了被害对象也是明确和特定的。但“彩世塔”的发行彩票活动是真实的,彩票是由国家发行的,“彩世塔”公司依法设立,其承销彩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并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公司在销售彩票过程中,并没有提供虚假信息,各种级别的奖金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另外,该案中的侵犯对象是入围彩民的中奖机会,这个对象是不确定的,所以也不合诈骗罪的特征。

  在庭审期间,15名被告的辩护人都一致认为,“彩世塔”

  的行为属于行业舞弊,因为,“彩世塔”没有提供虚假信息,只是在交易中,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侵犯的是行业规则和“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应当依据彩票管理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

  而裴秀萍的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天槐表示,彩票发行在我国尚属新兴行业,到目前为止,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这种现状对于规范和处罚该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一定困难。

  “民政部、体育总局和财政部的行政规章,对于参与彩票零售、代销业务的企业资质没有严格规定,对于企业与彩票中心合作或协作的方式,企业参与的阶段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各地彩票中心与‘彩世塔’签订的协议中,均没有禁止该公司参与奖袋封装程序和现场操作,因此,‘彩世塔’有关人员参与了封装奖袋、悬挂奖袋、现场操作的全部过程。”王天槐说。

  王天槐称,“彩世塔”的行为正是利用了规范和管理上的盲区,“简单地说是钻了法律和管理的空子”。

  2004年3月25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显然采纳了辩护人的两点意见,即判定“彩世塔”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作弊行为不是自然人之间的共同犯罪,而是单位行为。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彩票的立法,但国务院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强调,“对违反规定经销彩票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都对彩票销售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连同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而“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不法经营手段,从中非法牟利,情节特别严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活动”。

  因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15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被告人认为,彩票只能由国家发行,“彩世塔”只是协助发行,而且在承销之前,双方签订严格的合同。所以“彩世塔”

  的行为不是“非法经营”。

  据此,所有被告均不服上述判决,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鲍小东
  1、2001年12月1日-12月9日,深圳,获取奖金1800万元

  2、2001年12月28日-2002年1月2日,广州,获取奖金520万元

  3、2002年1月1日-1月4日,绍兴,获取奖金200万元

  4、2002年4月4日-4月8日,广州,获取奖金50万元

  5、2002年4月28日-5月7日,上海,获取奖金708万元

  6、2002年6月1日-6月10日,重庆,获取奖金240万元

  7、2002年8月9日-8月14日,兰州,获取奖金25万元

  8、2002年8月16日-8月18日,甘肃省白银市,获取奖金30万元

  9、2002年8月23日-9月2日,大连,获取奖金200万元

  10、2002年9月20日-9月24日,杭州市下城区,获取奖金160万元

  11、2002年9月26日-10月2日,广州,获取奖金900万元

  12、2002年9月28日,徐州,获取奖金50万元

  13、2002年9月30日-10月7日,江苏泰州,获取奖金105万元

  14、2002年9月30日-10月7日,淮安,获取奖金50万元

  15、2002年9月30日-10月7日,江苏常州,获取奖金200万元

  16、2002年10月1日-7日,浙江桐乡,获取奖金58万元

  17、2002年10月11日-15日,杭州市西湖区,获取奖金150万元

  18、2002年10月19日-27日,江苏连云港,获取奖金80万元

  19、2002年10月31日-11月7日,江苏无锡,获取奖金150万元

  20、2002年10月31日-11月7日,江苏扬州,获取奖金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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