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日报报道（记者孙智超）“本院经审理判决如下：被告人刘强（化名）犯抢夺罪，判处社区服务3个月。”2004年1月14日，辽宁省普兰店市法院对一起未成年人抢夺案的判决，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人生轨迹，也宣布了辽宁省首例“社区服务令”的诞生。

　　6月4日，由辽宁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座谈会，特别邀请了法学界及各相关部门的专家，就“社区服务令”这一新生事物进行研讨。

　　新型惩戒教育为主

　　辽宁省首例被判处“社区服务”的刘强17岁，2003年8月29日，他在普兰店市某通讯商场内抢得一部三星手机，在逃跑过程中被抓获。

　　根据法律，刘强的犯罪情节已经构成了抢夺罪，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也可以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或单处罚金。但是，面对这样一起简单、清楚的犯罪事实，普兰店市法院刑庭审判员孟红伟却迟疑了：这孩子内向、自卑、和父母缺乏沟通……如果简单地把他送进监狱，从此他会很难抬起头来。

　　对孩子未来的担忧，让孟红伟感觉到判决不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的问题，而涉及到把一个孩子的未来推向何方。普兰店市法院副院长孙德俊和孟红伟也有同感：对于失足青少年来说，监狱并不是最好的“学校”。未成年人的“抵抗力”差，一旦入监，如何避免“交叉感染”就成了问题。实践证明，青少年犯罪，特别是罪行不太严重的初次犯罪，采用定罪判刑的方法，改造效果并不理想。

　　基于这些看法，一个大胆的想法经过法院领导认真研究最终出炉：判处刘强到社区服务3个月。为此，法院与普兰店市铁西街道办事处新村社区联系，该社区表示非常欢迎刘强到其社区服务，并制定了相应的帮教措施。

　　判决合情却不合法

　　今年3月末，刘强结束了3个月的社区服务生活。现在，他已顺利从学校毕业，并且凭借着在“服刑”期间学会的电脑打字找到了工作。

　　然而，即使下判决前充分研究，实行后效果良好，“社区服务令”的合法性却依然遭到了质疑。3月初，普兰店市法院收到了来自该市检察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法院判决书中直接表述的“社区服务令”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此后，“社区服务令”于法无据的种种质疑声音在逐渐扩大。有专家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而此案是社区执行）。第四十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此案不是公安机关宣布而是社区负责宣布）。除此之外，该判决书也没有罚金方面的内容，而根据《刑法》条文，罚金是必不可少的。

　　专家呼吁尽快立法

　　“这个判决的确与现行法律有出入，第一是改管制刑为‘社区服务令’，而‘社区服务令’确实不是刑罚种类。第二是管制刑在判决时要并处附加刑，但这次则没有执行附加刑。”现在，孟红伟法官也承认，“社区服务令”正陷在“于法无据”的尴尬境地中。“我们直接对其下达了3个月社区服务的判决，而没有判处罚金，是考虑到犯罪人还是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如果让其父母代缴，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我国《刑法》中的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对本人也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为了给“社区服务令”一个说法，辽宁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举办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一致呼吁：尽快立法，把“社区服务令”纳入刑罚体系中才是解决之道。

　　中国刑警学院法律教研室主任孟昭武指出：1973年英国在《刑事法庭权利法》中，首次将社区服务的方式引入了刑罚的制度中。现如今，“社区服务令”的广泛应用，已经代表了国际刑罚的一种发展方向。普兰店市法院的做法，正是适应了这种发展方向，从这一点上看值得肯定。但是，“社区服务令”作为一种刑罚或者说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它要有很严格的规范来遵循。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吴哲认为：普兰店市法院“社区服务令”判决，给预防青少年再犯罪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更好地应用刑罚执行方法，如何让“社区服务令”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些都等待着立法机关尽快进行相应的立法，赋予“社区服务令”以合法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