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就没想到这次赴西藏的采访会这样的不顺利。

　　在听说要派我进藏的消息之后兴奋不已，包军昊警告我说：别高兴得太早，在西藏采访很难，他们的效率很低，根本就不着急。这话不幸被言中了，而且是在拉萨一下飞机后就对此有了深刻的体验。

　　为了赶时间，我们特意选了成都至拉萨的第一班飞机，早晨6点钟就起飞了。8点多钟，飞机降落在拉萨的贡嘎机场，全然没有高原反应，我们很兴奋。一出机场正好有辆出租车，刚把所有的行李装好，车就被扣了，理由是这里不能停车。司机把车停到了一边，说等一会儿罚完款办完手续就走，结果这一等就一个半小时。这其间我不停地找警察，藏族女警察一脸带笑地说：“我就这就办，马上办，你别急嘛。”所有的人都说：“你急什么嘛？”我能不急吗？晚上就要连线，可是我们已经在这里耽搁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在那儿反复强调我们着急的原因。女警察说：“这已经是很快的了。”这其间我们试图换个车，可是只要前车不走后面的车就甭想走，而前车是合乘，要等坐满人才走，什么时候才能坐满，鬼才知道。

　　将近10点半，我们终于上路了，到拉萨已是中午。给西藏登山协会的张明新打了电话（王志安说他会配合我们的），结果人家一个“太忙了，有事直接找北大的王登峰书记”，就把我们打发了。好在我们和王登峰住一个酒店，就在我们楼下。敲开门，说明来意。显然，王书记颇感意外，但表现得还算配合，介绍了一下当时队员的情况——（这时我已经有高原反应，连笔记都看不清了，思维明显迟钝。）——至于搜救队员和装备的情况，王书记说还得问张明新。当我们再次和张明新联系时，他“还在忙，根本没有时间”。他向我们推荐了两个人，全是藏族同胞，结果一个说：“长得太丑，不愿意上镜头。”另一个也是没时间。你跟他们磨破了嘴皮，毫无结果。（在此声明，在拉萨，通常是上午九点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三点半上班、六点下班。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很多单位，你必须在它的工作时间当中再减去至少两个小时。）

　　高原反应同时困扰着我们三人，我比较严重：头晕、恶心，吐得一塌糊涂；蔡建元同志头痛欲裂；马辉同志嘴唇青紫、双眼紧闭、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下午三点，蔡建元同志毅然决然地站起身说：“马辉，行吗？咱得出去拍片去了。”马辉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说：“走！”

　　让我深为感动的是这两位同志安慰我说：“你先休息，晚上还得连线呢，好好睡一觉。”在反应了将近四个小时之后，我的所有缺氧症状消失了，恢复正常，当然有时候反应还是慢半拍。事后分析原因，主要是刚到高原应该尽量休息，少说话，而我恰恰相反，找警察理论，楼上楼下的找王登峰，不停地说话。没办法，自找的。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蔡建元同志、马辉同志白天拍空镜，晚上吸氧，大家共同死“磕”北大的王登峰，“磕”西藏登山协会，“磕”自治区委副书记，杨副书记一直不肯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迎接下山队员的那天，我直接把话筒伸向他，结果他的秘书拉着他就走，躲到了另一个房间，我们依然跟了过去，再一次把话筒伸过去直接提问题，这回他合作了，但事后说：“我本来不打算接受采访的。”

　　直到下午在后方同仁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说服了北大的王登峰同意我们连线登山队员，但时间定在了晚上，这期节目总算是完成了。晚上十点半，当我赶到西藏电视台给蔡建元同志送带子时，他已经窝在西藏电视台的一个小角落里三个多小时了，传完素材之后，他一直在那里等着传送连线的带子。那真叫一个“窝着”，空间狭小得必须侧着身，而且是坐在地板上。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给小蔡、小马同志打电话：“我们今天去哪儿转转呢！”

　　“要去你自己去，我们睡觉。”

　　“来一次不容易，还是去转转吧。”

　　“别闹了，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我们睡觉，啊？”

　　两个连日来劳累的战士终于还是选择了睡觉，这个无所事事的人只好独自去了八廓街。坐在一个叫玛吉阿米的酒吧里看街上的藏民，喝着咸咸的酥油茶。

　　依然清晰地记着北大登山队长刘炎林在回忆事故时的表情：强作平静，努力掩饰痛苦和伤感。

　　他说：“那几天天气出奇的好，真是好，万里蓝天。”

　　他说：“我以为他们的对讲机没电了，或者是关机了。”

　　他说：“他们没有翻动他们，而是静静地离开了。”

　　他说：“登山就像是被一根针刺进肉里，让你清醒，只有登过山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还有他那张泪流满面的脸。

　　附：本来装模作样地完成了一篇作业，严肃认真地汇报了在西藏的工作情况。（当然得回避自己在那里所犯下的错误，比如用公家的DV拍了好多自己喜欢的人和事，比如公款喝酥油茶，吃印度尼泊尔餐，比如不顾大台记者的形象在八廓街和人拼命地砍价。）事隔多日，正为自己隐瞒错误的小把戏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李哲奎同志更为严肃地说：“隋笑梅同志，你还没有交待你在西藏犯下的错误呢。”于是一脸真诚地检讨那些鸡零狗碎的错误，当然得从最小的事说起，因为……“哼，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的事呢，行了吧，你别尽挑那轻的说，你就说说你是怎么被落到拉萨的吧。”完了，还是被发现了，什么阿拉法蔡，什么马歪歪，真不够意思。早知道就不给你们留身份证了，让你们和我一样在拉萨多呆两天，哼，对我是享受（趁机多去几次大昭寺），对你们可是难受了（整天躺在宾馆里）。

　　戏说。

　　8月21日早八点多一点，房间电话铃响，竟然传来小蔡的声音——在不拍片的时候这时是断看不见小蔡和马辉的身影，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的。电话里懒洋洋地说：“今天的飞机不起飞了，改成明天了。”“什么？”（这声音肯定让人无法判断是高兴还是懊恼，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是哪种反应。）“刚刚机场打来的电话，反正今天走不了了，我就通知你一声。”“那我们三个去日喀则吧，一天就回来了。”“我才不去呢，马辉也不去，我们睡觉。”“去吧，整天在宾馆多没意思啊，这可是西藏啊！”“别闹了，要去你自己去，啊？爱去哪儿去哪儿？”

　　想想如果在拉萨又呆上一整天？天气不好，还是去日喀则吧，昨天那个开着干净桑塔那的司机看着挺本分的。（在拉萨，你很难打到一台干净的出租车。）拿上相机，DV就算了吧，毕竟没去过日喀则，不知道带这种贵重东西是否安全。在收拾钱包的时候，犹豫了一下，里面有卡，还有我们的身份证，把自己的身份证带上了，其他就放在桌子上。“万一给弄丢了……”——为这一念间的举动，小蔡和马辉真该感激涕零，因为我平时一直是把钱包带在身上的。

　　几乎是一路哼着歌到日喀则的，司机的妻子更是兴高采烈：我掏钱，她蹭车，还给她照相。我得到的好处是，多了个与我分享巧克力的美丽的伴儿，路上不寂寞。在路上，终于看到了向往已久的蓝天，开始后悔没带DV来。心里一直得意地想，等回去告诉马辉，看他后悔不后悔，来了趟西藏，竟然没见过蓝天！当时手机没信号，要不然立马给他发个短信，气气他。（也是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才有后来的结果。）在清静的扎什伦布寺转了一圈，在日喀则街上转了两个多小时，那是另一种西藏城市景象，不想描述，因为有更多的同仁没去过西藏，还是应该自己去看看西藏的每一寸风景，体会那里的每一种风情。

　　从日喀则回拉萨，一共花了不到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我经历了晴空、微雨、乌云、夕阳、狂风、暴雨，还看见了山上的雪，来的时候还没有！

　　到了拉萨已经是晚上了，正想着问问这两人该去哪儿吃饭，忽然有种不祥之照，他们的房间门是关着的！同样地，通常在这个时间，两人定是房门大开，电视机哇哇地吼着。敲了敲门，没动静。打开自己的门，傻了，编辑机没了，两人飞了！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别着急，我们给你改签了机票，在服务台。”事实是，机票可以改签，但改签到哪天，天才知道，据说那时已经有几千人滞留在拉萨，而小蔡和马辉走之后的两班机也取消了。而我在随后的两天里除了催票就是催票，其间去了两次机场（来回200多公里）。其余时间就是坐在大昭寺的金顶上看人来人往，或者在八廓街上拍片，和远道磕长头的兄妹聊天。那兄妹有着漂亮的眼睛和西藏人与生俱来的虔诚。我在镜头里看到了他们故事，直到今天，只要想起他们，耳边就响起了木板擦向石头地面的清脆的声音，久久不曾散去。

　　隋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