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一个地方的某一产业的崛起，往往要依托当地某种资源优势，比如山西有煤矿资源，夏威夷有旅游资源。但是，澳门博彩业这匹“黑马”的崛起，却没有人流聚集的优势。仅仅45万人口的澳门，反倒拼打出一个世界级的博彩产业来，而且还有效地规避了博彩业本身所带来的不少负面影响。譬如，在这个赌气弥漫的小城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绝大多数澳门居民视赌场恍如隔世，可望而不可及。除了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进赌场投投自己新年的运气，赌赌个人未来的顺逆，其它时间几乎不进赌场！

　　究竟是一种什么魔力令澳门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脱节”？究竟是一种什么动因促使澳门人抱愧赌场？多少年来，纷至沓来的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一匪夷所思的问题如痴如迷，笔者也算是其中之一。自我到澳门的两年多里，先后访问过赌场内外不下数十人，专心致志地挖掘研究了一番，终于弄明白了其背后的一些主要成因，虽不敢说是终极性的结论，但都铿然有声，众口皆言。

　　谁能想得到呢，赌博业繁衍兴盛了200多年的澳门，“赌博系偏行”、“小赌怡情，大赌乱性”的传统观念，却始终牢牢统治着澳门人的头脑，得到澳门社会的普遍认同，是澳门人抵御赌场诱惑的最牢固的防线。而这种牢固观念又引申出一个道德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即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频繁出入赌场，背后会遭人非议；打工仔、白领人士热衷赌博，传到人耳中，会有被“炒鱿鱼”的危险；未婚的青年人，即使是世家子弟，经常出入赌场，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等等。正是这一无形而又强势的社会评判规范，将绝大多数澳门人阻挡在赌场门外。葡京赌场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告诉我，据粗略统计，平时进赌场的澳门人，占所有进赌场人数的千分之一不到。

　　其实，澳门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抵御博彩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氛围。澳门大致属于族群式的社会，加之人口密集，地域太狭小，如果一整天走在大街上，肯定会遇上很多熟人。大家互相认识，彼此清楚底细，整个社会被网在一种血脉与亲情密切交织的温柔关系之中。这种触类旁通的社会关系网，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监督功能。笔者认识的几个赌场“沓码仔”，很忌讳别人知道他们做这项工作，甚至包括几位赌厅承包商，我几次欲约他们聊天，都被婉言拒绝。后来得知，他们做这项工作都承受着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故不愿让外人特别是熟人知道，更何况我是一个做新闻记者的外人。

　　在澳门，博彩业虽是合法的，但历届政府也有明文规定，公务员、未成年人、犯人不能进入赌场，还制定了相关法律。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对公务员参与赌博更有着相当严格的法律约束：公务员除大年初一至初三外，其它时间一律不准进赌场赌博，违者开除公职。类似的规定，在一些公司、学校、企业中，都有制订。连葡京等12家赌场也有明文规定，不允许赌场工作人员平时参与博彩活动，否则，将予以除名。

　　应该说，澳门人比其它任何地方的人对博彩业给社会生活造成犯罪率、自杀率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有着更加深切而又真实的体会。博彩业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扮演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角色。如何在发展旅游博彩业的同时，规避和化解其不良影响，维护社会治安，不但成为特区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大多数澳门人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看来，澳门社会为自身所营造的所有有形或无形的“绳索”，都出自澳门人既为保护生计又为洁身自好的本能需求。

　　作者:曾坤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