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开着营运私家车，离了婚的妻子吃低保，共住一个“家”，这算不算是“骗保”和“假离婚”？——眼下，一起取消低保的行政复议案，让南京民政部门格外挠头，不是因为申领对象复杂的财产收入调查，而是该案例对低保工作长期恪守的以“共同生活的家庭”为考察单位的惯例提出质疑，离了婚无处可搬，被迫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还算是一个“家”吗？

　　一份《保障金停发通知》

　　这件事的起因是，南京下关区民政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热河路旧菜场76号的仲兆俊与张明强离婚后，仍与张和儿媳生活在一起，而张的名下有两辆营运私家车。民政部门查证后于5月26日向仲兆俊下发保障金停发通知，取消了她的低保。仲不服，写信给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并于6月10日向市民政局提出行政复议。仲兆俊表示，如60天的复议通不过，她肯定走司法途径，打官司也要要回自己的权利。

　　下关区民政局在给仲兆俊的保障金停发通知上指出，“你与前夫及儿子同住一起无可非议。但一起共同生活的话，根据《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五条规定，将一个家庭整体核定是否应该纳入低保，而《细则》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拥有汽车的家庭不予保障。”

　　停发通知上还退一步说：“如确实像你说的无处安身，只能与前夫及儿子住一起，根据《细则》第九条规定，赡养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的，也不能进低保。你儿子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四口人，家庭拥有两辆营运私家车，家庭月收入远高于保障标准的1.5倍(4×240×1.5＝1440元)。”

　　分开住，但不分灶吃

　　6月19日，记者前往热河路旧菜场的仲兆俊家看到，仲与前夫及儿子住在一个仅有18平方米产权证的低矮平房内，中间一道挡墙隔开仲兆俊及前夫，屋顶搭起同样面积的阁楼给儿媳住。2001年5月离婚后，仲与前夫将平房“一分为二”，各自领了9平方米的产权证。一家四口挤在36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再没地方摆第二个灶台。“分房间住但不分灶吃饭，这个我不赖！”张明强对记者说。

　　对于“家有两辆营运车”的说法，张明强解释，两辆车只有一辆是他的，是花了2万多元买的华阳牌小货的，已开了四五年，车况很差，生意并不好；另一辆1.5吨跃进轻卡，是一外地货主不能挂南京牌照，挂在他的名下，现在已转走了。儿子一直在外面打散工，收入不稳定，媳妇家在农村，刚生了孙子，还要靠我接济，根本没有赡养母亲能力。下关一民政人员居然说，我接济儿子，再让儿子赡养他妈，我与儿子早已分户，这种“连环套”还是把我们三户人家当作一家人考虑。

　　当记者提出“离婚真假”的质疑时，张明强激动不已，人要面子树要皮，灯泡还要罩玻璃，我会为了进低保跟她离婚，不怕街坊邻居笑话？我们是真合不来，三天两头吵，老是抬杠。仲兆俊解释。她原先开辆马自达，一天能苦二三十元，2001年南京第一批取消“三小车”被收走，才进了低保。

　　为进低保，“一家多户”增多

　　南京规定，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才有获得低保的权利。其中“共同生活”是前提，“家庭”是基础，本来是一回事，但现在二者经常发生“抵触”。

　　南京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常建东称，把好低保家庭界定关，不是为了“省钱”和“卡人”，而是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低保原则，将“活命钱”落到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家庭。低保以家庭为单位均衡考察，是目前各地通用的做法。但由于政府对弱势群体扶助加强，低保的“含金量”在加大，如南京就有吃低保半年以上可申请经济适用房、租住公房减免70％房租、子女学杂费减免等优惠，想进低保的人多了，通过离婚、分户等手段将家庭中的低收入成员分开，或是迁进户口拉低家庭人均收入，以挤进低保的苗头就开始出现，给低保家庭界定带来了很大难度。

　　下关区民政局低保干事袁晴介绍，他们在基层搞低保的往往先是界定申领家庭范围，然后才查收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婚姻登记简化，给办理假离婚、假合户、假分户进低保开了“方便”之门，一段时间内，申领户中家庭成员变化的“三代同堂”、“一家多户”、“离婚不分家”多了起来。他们不是一个家，又生活在一起，家庭成员界定和取证都很难。就说怀疑假离婚，“你看到我们晚上睡一个房间的吗?”

　　离了婚就不是“一个家”

　　离婚了生活在一起算不算是一个“家庭”？南京刘洪律师事务所姜志民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是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的，离婚了就不是一个家庭，无论他们住不住一起，就像“异性合租”、“同居”等不受法律保护一样。法律优先保护人们的居住权，由于住房条件的限制，离婚后一段时间被迫住在原来房子里是很常见的，但不能说这还是“一个家”。

　　家庭界定的尴尬实际上折射出低保立法规定的不完善。低保将“家庭”和“居住家庭”混为一谈，家庭成员构成由低保工作者“自行裁量”，而法律的认定完全是另一回事。记者注意到，南京将要出台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仍是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低保考量的基础，民政人员解释，这是一个有漏洞的，又是无奈的选择。

　　仲兆俊、张明强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只有他们说得清；但他们是不是一个“家”，能不能进低保，最终法庭肯定说得准。对此常建东表示，他们不怕打官司，甚至不怕打输，因为通过这个案例可以让大家思考，低保发展到今天，除了申领者收入调查难外，我们还该如何判定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该有多少成员是收入调查对象，这是低保工作的起点和基础。本报记者　顾巍钟（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