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2日《华商报》题为《测谎仪“揪”出命案真凶》的新闻中，报道了陕西省宝鸡市35岁的男子徐某因妻子与人有染且被威逼离婚，而涉嫌出资10万元人民币雇凶将“情敌”杀死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曾动用测谎仪器，当民警询问徐某是否知道妻子和死者的关系时，徐某“不知道妻子与朱某有染”的回答在测谎仪上显示这是谎言的比率高达93％。在此基础上，刑警立即对徐某进行审查，在一系列证据和思想动员工作之下，徐某于6月16日晚承认，朱某是他雇凶杀死的。

　　尽管本案中对犯罪嫌疑人的“测谎”结果并没有直接做为证据使用，但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使用测谎仪，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还是令人十分担忧。

　　其实，测谎仪在司法领域里的应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颇有争议的，尽管目前通过测谎结论认定犯罪的准确率不低，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因为利用测谎仪测谎毕竟还是有误差的，而测谎技术说道底毕竟还是一种“模糊技术”。具体到每一个身上，就是0%和100%的关系。这对个人的权益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些统计数字表明：测慌检查的准确率一般在90%左右。这个统计数据说明，如果对包括10名说谎者在内的1000人进行测试，那么，试验结果将正确地发现9名说谎者；但对990名说真话的被测试人来说，99名仍将被错误地认定为说谎者。即使是99%的准确率（实际上不可能达到），仍将有10名说真话的人被错误诊断为说谎人。这样的测谎结论放在犯罪嫌疑人时身上就至少会产生三种可能性：一是犯罪嫌疑人是真正的犯罪人；二是犯罪嫌疑人因其它原因了解案情但不是犯罪人；三是技术失误错认犯罪嫌疑人。

　　测谎仪应用到司法领域有一定的危害性：一是当司法人员无从判断真伪时，为走捷径借助测谎仪一测，有罪无罪立断，办案效率是提高了，但由于测谎仪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不可靠性，势必会增加冤假错案比例，不符合我国主张疑罪从无的慎刑政策。二是由于为刑讯逼借提供了借口，因为办案人员理由很简单，测谎仪是高科技产品，因此结论就是科学的，测谎仪都说你讲谎话，那么揍你，你一点都不冤。三是把测试结论作为证据看待不利于人权保障，测谎仪在某种程度对人施以精神上的强制，与生理上的强制一样都是对人性的一种限制，对人权的一种剥夺。

　　在我国，由于测谎仪结论不准确而形成冤假错案的情况已经发生过。最典型的是1998年4月，云南省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王晓湘和另一民警王俊波同时被杀，负责侦破这起杀人案的民警推测两人是杜培武杀的。由于直接证据不足，杜培武被进行测谎，办案人员对杜培武不厌其烦地测了一整天，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于是杜培武被认做杀害“二王”的重大疑犯，杜培武不愿认罪，于是刑讯逼供开始了。“生不如死”的折磨使杜培武“承认”了办案人员所需要的一切，而后杜培武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直到2000年6月，公安机关在破获另一起案件时，无意中抓到的该案真凶，才意外地洗清了杜培武的冤情。至此，他已整整被关押了26个月。在这个震惊全国的刑讯逼供案中，无辜者成了杀人犯，测谎结论对造成该案的错误，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法律的价值取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保障人权，然后是惩罚犯罪。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测谎仪的负面影响应该警觉，因为即使其准确率高达99％，对于那不准确的不到1％的人来说，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因此对嫌疑人的审讯工作中不宜使用测谎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