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壤温州苍南的福建福鼎市是“劣质奶粉”产地之一。6月20日下午，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翁华铭在单位上吊自杀，其家属称，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他被停职调查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据《现代金报》报道）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韩国一家公司用下脚料做水饺，引起舆论大哗，其总裁不堪压力而投河自杀的事件。翁华铭到底为什么自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谢罪？从报道的内容看还得不出一个明晰的结论。但是，即使其对劣质奶粉的生产真的是明目张胆地支持（如《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位生产者的来信中所提到的，他们根本用不着偷偷摸摸生产，其产品都到质监部门检测，在付出高额的检测费后拿到产品合格证，因此自己并不知道营养含量低的奶粉会害人），也是罪不至死，畏罪自杀显然没什么理由。因此，我更愿意将其自杀行为看成是对自我过失的一种道德承担。

　　客观上讲，我并不赞同类似于以死谢罪的这种方式，因为以生命为代价毕竟成本太高。但是，我还是对这位官员的这种知耻的举动表示一丝敬意，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举动，因为官员道德感的稀缺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痼疾之一。相反，玩忽职守甚至执法创收倒似乎成了一种常态，以至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还能找出诸多的理由作出貌似合理的辩护。

　　试以此事为例。笔者在网上的网友留言版上看到这样一段留言：“作为一名质量监督局人员，向该局长的死我们表示极大的理解，他的死给我们质监系统敲响了警钟！！！如此以罚款创收为目标，将毁了质监事业！上面三令五申不能下达罚款指标，而现在又做的如何？现在是指标与工资挂钩，有些基层局连工资都得发不了！这样的现状就能使市场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吗！”这位网友的观点比较典型，我相信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少。工资无保障能成为滥执法的天然理由吗？更何况，是不是质监部门的待遇真的就那么不堪？然而，似乎成了通例，一旦有以罚代法甚至是设局罚款等事件发生，无论是发生在公安部门，还是工商、质监，待遇无保障都成了一块遮羞布。于是，虽然涉案者得到了这样那样的处罚，但其道德的门槛却越来越低，违法乱纪反到像成了体制的牺牲品。

　　著名学者冯象曾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腐败一旦成为权利，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冯象认为，对于腐败的成因，人们有种种理由，似乎具有了因产生的必然性而他人不得侵犯的意味。“是什么挡着腐败不让它获得权利的待遇呢？恐怕只有道德了。于是，腐败要成为权利，就首先要贬低道德。”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一旦道德的门槛足够低，腐败就会成为一种权利，执法创收也会成为一种权利呢？我想这并非危言耸听。

　　官员的道德感成因于对公民作出的承诺，有诺必践是作为普通人都应该有的品德。当今年众多官员引咎辞职时，我们似乎看到了道德回归的希望。但是，当安徽阜阳那位女副市长表示自己不想为劣质奶粉事件引咎辞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乐观可能太早了。现在有一位官员为此自杀了，这又意味着什么？是舆论力量的生成，还是官员道德感的回归？希望这一次是一个令人乐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