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代金报》6月22日报道，福建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翁华铭，6月20日在单位上吊自杀。也许，翁华铭的自杀有其他原因，但不少人包括其家属都倾向于认为，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害婴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这则新闻，很容易给人一种直观的感觉便是：畏“罪”自杀。然而，它的内涵并不如此简单。

　　自杀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极端行为。许多责任事故乃至腐败案件，因为某一条关键生命的自我终结，而使有关调查进行不下去，有关前因后果，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等等，都变得模糊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自杀，不但是一种对生命本身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对社会也不会产生直接的益处。如果因工作疏忽，而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害，就要有勇气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等待法律给予公正的评判。

　　然而，官员因责任事故后果的巨大而选择自杀，在当下还是十分少见的。在以往，一些为官者所获得的权力与权利，更多的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去理解去享受。而一旦出了事故，便把责任往外推，似乎这不是自己的事，至少也是集体、班子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往往落实不到个人，责任后果也无人主动承担，相关责任人就跟没事人一样，甚至百般为自己开脱，更不用说因怕担负责任后果而自杀了。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逃避承担责任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虽然有点过，但至少说明，他意识到自己与责任事故的发生逃不了干系。

　　翁华铭以生命的代价更警示我们，生命与责任是处在同一高度的，不可等闲视之。为官者，肩头的责任重大，不可有须臾的疏忽，不但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任，而且要对自己的不作为乃至腐败，而造成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损失，承担必须承担的责任。翁华铭的自杀还说明，问责制的初步建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对责任者产生了巨大威力。在这种威力面前，责任意识的匮乏使一些人的心理陡然失衡，以至产生极端的行为。由此，我们也看到，建立健全的权责利相统一的责任制度，还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这种责任制度，如同高悬的利剑，更多的是使人有足够的清醒和理性，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乃至不履行责任所应担负的后果，并主动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推卸、逃避责任，乃至选择自杀这种极端方式。

　　一个生命逝去了，尽管逝去的并不高尚。问责制回归了，尽管还不很健全。但愿翁华铭的自杀引起我们更多的理性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