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劣质奶粉查处不力，安徽阜阳市太和县工商局在4月24日决定撤销劣质奶粉发现地工商所正、副所长职务并开除了两名市场管理人员。但最近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这几名工商执法人员一直在正常上班、领工资。原来，其上级领导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迫于压力”、为了“应付上级”，该处分报告只上报国务院调查组，对下不公布。

　　上报国务院调查组的决定不执行，是为“欺上”；对公众不予公布，是为“瞒下”。其实，像这样处分打“白条”的欺上瞒下，已并不罕见，曾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宝鸡市纪检委、监察局对1997至2000年官员处分落实情况进行清查，“发现未执行到位的案件竟有489件”。

　　人们对阜阳这件事反映强烈，一是因为阜阳奶粉事件一直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二是欺骗了如此高级别的调查组织，这样的情节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连国务院都敢骗”，网上不少网民如此评论。

　　需要反思的是：他们为何敢于“欺上”，又为何能够“瞒下”。

　　敢于“欺上”，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知道十几个婴儿因为假奶粉而死亡，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为了保“车”至少要抛出“卒子”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上级调查组不可能永远驻扎在那里，调查出原因、得到圆满的处理结果就会“班师回朝”。他们知道有压力，更认为这压力是暂时的，风头一过就会平安无事。

　　能够“瞒下”，是因为他们知道，政府部门的决定没有要求必须对公众公开，况且百姓对一个工商所长的任免是少有话语权的，免与不免他们都能拿出理由来应对。阜阳相关人员的处分，如果不是调查组通过媒体当时就予以披露，现在公众也未必都能知道。

　　防止欺上瞒下的情形出现，就要在“上”与“下”之间形成一个监督制约机制。当地百姓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告知人大代表或到有关民意收集部门进行反映，人大等监督监察部门根据民意对有关官员进行调查，对不称职的官员予以免职，这就避免了受处分官员的上级机关“欺上”的可能；同样，受处分的官员仍然处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处分没有落实也逃不出公众的眼睛，“瞒下”不但没有意义，其决定者也会因此受到“株连”而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以“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为内容的官员问责制正在成为吏治新风。阜阳此次官员处分“打白条”事件告诉我们，必须重视“谁来问责”问题。对重大责任事故，上级派出调查组织是十分必要的，但除此之外，还要重视当地有关职能部门对官员的任命、考核和监督。对官员的问责，不能仅仅停留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还要加大公众对失职官员问责的分量，不为那些欺上瞒下“躲避风头”的假问责留下作弊空间。

　　因为官员处分打“白条”现象的出现，人们对官员受处分以后的情况也越来越关注。前段引咎辞职制度实施之初，就有很多人在追问“引咎辞职后的官员在干什么”。的确，打“白条”的处分还不如不处分，它除了达不到惩罚本人、警示他人的目的，更是对国家公信力的危害。要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让处在官员身边的当地公众成为问责和监督的主体，势在必行。

　　本报评论员艾君相关报道见今日A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