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17日《现代快报》报道，湖南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了一起怪事：一场头部手术本来已经准备就绪，但就是因为病人家属在给主刀医生送礼2000元的红包时嘀咕了一句“这红包能不能少包点”，医生顿时大感不快，拂袖而去，手续被紧急叫停。病人家属说，：“我们也交了1万多块钱的手续费了，仅仅因为红包给得不爽快，他们就把病人推下手续台，没想到这些医生这么狠心。”

　　读罢这条新闻，笔者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

　　当下，各地卫生主管部门从整肃医德医风、重树行业形象出发，出台了一系列诸如拒收（送）倡议、有奖举报等整治红包的新招鲜举，至于效果如何恐怕无人能说清道明，在下作为局外人更不敢妄言。但从媒体资讯看，红包现象并未随一荐又一荐的禁令忌条而明显减少，更遑论遁形绝迹了。

　　所谓的“红包心理”，大致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层面，公众大多包容、认同和接受红包的认知心理。当事实证明，红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公关交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灵的致胜法宝时，“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红包现象作为社会约定俗成潜规则的物化表现，已为社会公众普遍认同、接受和遵从。二是患方层面，病员及其家属普遍崇尚、迷信、遵循红包的盲从心理。就象当初大家皆不送红包有人送红包属不正常现象一样，现今大家皆送红包有人不送红包也属不正常现象，正是大部分患者骨子里的健康欲望、求生本能和家属由此派生的亦步亦趋的盲从心理，成就了红包的供给繁荣。严峻现实又助长和坚定了患方“红包能买到价外医疗服务和以最少花费购到最满意医疗服务”的迷信心理。尽管结果是否如愿只有天晓得。这也是日前某医院9名住院病人发出“不送红包”倡议而曲高和寡、无人响应的导因。三是医方层面，医护人员普遍效尤、矛盾、自释红包的攀比心理。平心而论，在现今医疗体制下，社会及业内分配不公确实让少数医生尤其是医术超常者心理失衡、心有不甘；有无红包、红包多少又已成为业内衡量医生医术高低、名气大小的潜在标尺。他们一方面对违背职业道德收受红包有自惭形秽的自责矛盾心理，另一方面，又在横向攀比中自寻排解自我释怀。

　　设若说“礼尚往来”的文化传统异化畸变为“无礼办不成事”、“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社会腐败潜规则是红包现象旺盛生长的现实土壤，公共卫生体制存在的诸多积弊则可视为红包现象滋生蔓延的体制温床。是故，“红包心理”充其量只是红包现象的直接导因，“现实土壤”和“体制温床”才是红包现象深层原因。由此不难推论，寄希望于隔靴搔痒的“倡议”之类的“劳什子”根治红包沉疴痼疾，是不是太天真简单了一点？

　　顽症须用猛药治，打蛇须打七寸上。不从道德和法律层面寻求滋生“红包心理”“现实土壤”的治本之策，不对蔓延“红包心理”的“体制温床”施以伤筋动骨的外科手术，由“红包心理”衍生的红包现象就绝无可能自生自灭，本文开头引述的类似活剧就有可能巡回上演无有了时。不信，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稿源：红网)(作者：陈庆贵)(编辑：徐志频)